若干年前，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碰到了一个简单的任务：将一箱衣服从他所居住的印度邮递至美国。这些衣服是他的一个朋友兼同事来看过他之后落下的，所以阿克洛夫急着想将它们把它送回去。但是有一个问题：印度的官僚体系和阿克洛夫自己称作“我在这些事情上的无能”使之成为一件麻烦事——确实，他估计这将会占去一整个工作日的时间。于是他一周又一周地推迟处理这件事情。这样一直持续了八个月之久，直到阿克洛夫自己都快要回国了他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另外一个朋友恰好也要寄一些东西回美国，于是阿克洛夫得以将斯蒂格利茨（Stiglitz）的衣服连带着一同捎回去。考虑到洲际邮件的不稳定性，阿克洛夫很有可能比斯蒂格利茨的衬衫提早到达美国。

这个故事有一点让人感到安慰：就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会拖延！很多人生活中都充满着一大堆未完成的任务，或大或小，噬咬着我们的良心。但阿克洛夫将这再熟悉不过的体验看成是一个谜。他真心想把衣服寄回给他的朋友，但是，就像他在1991年的论文《拖延和顺从》（Procrastination and Obedience）中所提到的那样，“八个月里每早醒来我都决定第二天早上去把箱子寄给斯蒂格利兹。”他永远都将要把箱子寄出去，但那一刻从不到来。后来成了行为经济学的中心人物之一的阿克洛夫意识到，拖延可能不仅仅只是一个坏习惯。他认为这揭示了关于理性思维的限度的一些重要问题，并且可能帮助我们理解包括毒品滥用和储蓄习惯在内的形形色色的现象。自从他的论文发表以后，拖延症研究变成了学术界的一个重要领域，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都争相加入。

学界人士经常很长时间都在自我主导的形式下工作，因而特别容易拖拉：调查显示绝大部分的大学生有拖延现象，而涉及到这个现象的文章又往往以作者表示这是自己的问题而结束。（这篇文章也不会是例外。）但围绕这个主题进行的学术讨论并不是一群学究在试图合理化他们的怠惰。就像在《时间的小偷》一书中——由克里索拉·安德鲁和马克·D·怀特编写（牛津出版社；65美元）的关于拖延的文集，囊括了从严格的理论探究到惊人的客观实际的一系列文章——众多专家讨论的那样，这种趋势向我们提出了基本的哲学和心理学问题。你可能认为，上次你中断准备presentation去看《老爸老妈罗曼史》只不过是你的一次小小的放松，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你事实上进行了一种能够揭示人类自我辨识的不稳定性和人类必须处理的复杂关系的行为。确实，拖延症研究的中心人物，经济学家乔治·爱因斯理（George Ainslie）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拖延的习惯“就像时间的形态一样根本，并且不妨可以被称作基本冲动。”

拖延被称作人类的基本冲动可能不无道理，但直到现代早期它才开始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来被考虑。这个短语本身（由拉丁语衍生而来，意思是“推迟到明天”）在16 世纪进入英语；到18世纪，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将它描述为“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具有的重大弱点之一”，并且对他自身的这种倾向感到失望和痛苦：“我无法克制责备自己一直忽视那些最终不得不做的事情，并且每一刻的闲散都增加了我的痛苦。”而这个问题看起来一直在变得越来越糟糕，根据卡尔加里大学商业教授皮尔斯·斯蒂尔（Piers Steel）的研究，从1978年到2002年，承认自己有拖延症困境的人数百分比翻了四番。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拖延症视为一个典型的现代问题是有可能的。

这个问题同时也惊人地昂贵。每年，美国人都因为不及时报税而浪费上亿美元；哈佛经济学家大卫·莱布森（David Laibson）的调查显示美国工人已经在401(k)退休储蓄计划中放弃了一大笔的钱，只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抽出时间去签订退休协议；百分之七十的青光眼病人宁愿冒着失明的危险也不定期使用眼药水。拖延症还给商业和政府造成了多余的成本：近期的欧元危机就是因为德国政府的踌躇不决；以通用公司的破产为代表的美国汽车工业的消退，部分是由于管理层喜欢延迟对棘手的问题作出决定。（在阿里克斯·泰勒（Alex Taylor）最近的通用公司史《60对0》里面，关键结论之一就是“拖延症无法创收。”）

哲学家们对拖延症的兴趣也有另外一个原因。它是希腊人称作akrasia的现象的一个有力的例证——做出有违于最佳判断的事情。皮尔斯·斯蒂尔将拖延症定义为，出于自愿地推迟某事，尽管你知道这样的耽搁会让你更加难受。换一句话来说，如果你只是说“尽情的吃喝玩乐吧，因为明天我们就死了”，那么你就不是在拖延。如果你认为那是最有效的利用时间的方式而有意推迟也不算是拖延。拖延症的实质在于不去做你认为自己该做的事情，是一种造成人们精神负担的心理扭曲。这就是拖延症令人困惑的地方：尽管它是在避免令人不愉快的任务，但是沉湎于其中也不会让人快乐。在一个研究中，65%的被调查学生在他们开始着手准备学期论文之前，表示希望避免拖延：他们既知道自己不会准时地完成功课，也清楚这种延迟会让他们不快乐。 　　　

这本新书中大部分的作者都同意，这种怪异的非理性源自于我们和时间的关系，尤其是一种被经济学家们称作“双曲贴现”的现象。一个两级实验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典的示例：在实验第一阶段，人们可以选择今天得到100美元或者明天得到110美元；第二个阶段，他们可以选择一个月后拿到100美元或者一个月零一天后拿到110美元。这两个选择在本质上是完全等同的：多等一天，就可以多拿10美元。然而，很多人在第一阶段选择立即得到数目较小的那笔钱，而在第二阶段则更倾向于多等一天而得到那额外的10美元。换句话就是，“双曲贴现者”在考虑将来的时候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但是，由于现实的切近，短期考虑压倒了他们的长期目标。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由包括经济学家乔治·卢文斯坦（George Loewenstein）在内的小组所进行的实验。实验中人们被要求为自己选择一部当晚观看的电影和一部第二天晚上观看的电影。对于前者，人们倾向于选择通俗喜剧和大片，但当他们在选择供以后观看的电影时，则更可能选择严肃、重要的题材。很显然，问题在于，当是时候看一部严肃题材电影的时候，另一部轻松花哨一点的通常显得更有吸引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Netflix中“想要观看”的影片队列里充满了从来都没人看的片子：我们那更有责任感的自我将《卢旺达饭店》和《第七封印》加入了影片队列，但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却发现自己还是去了《宿醉》的重映。

这些实验告诉我们的不是人类如何目光短浅或者肤浅，而是他们的偏好不在时间中保持一致。我们想要看伯格曼的杰作，想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写好一篇报道，想去为将来退休存钱……但随着它们由长期变成短期我们的意愿发生了转变。

这为什么会发生？一个共同的答案是，无知。苏格拉底相信akrasia严格地说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不会希望看到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发生；如果我们的行动违背了自己的利益，那一定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样做才对。相似地，卢文斯基倾向于把拖延者看作是“不假思索”地被当下的回报所迷惑了。像19世纪苏格兰经济学家约翰·雷（John Rae）写的那样，“未来所展现的利益的前景，在这一刻看起来乏味而可疑，并且倾向于被忽视，因为日光所强烈照耀的物品正在我们伸手可及之处向我们展示它们的勃勃生机。”卢文斯基还认为我们对当下回报的强度的记忆是有缺陷的：当我们将对会议的准备推迟到明天，我们没能考虑到明天推迟这一工作的诱惑会跟今天一样强烈。”

无知也可能通过被社会科学家乔恩·艾尔斯特（Jon Elster）称作“计划谬误”的现象来影响拖延症。艾尔斯特认为人们低估了“完成一项特定的任务所需要的时间，一部分是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过去完成类似项目花去的时间，另一方面他们依赖于没有意外发生的顺利情境。”举个例子，我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不得不把车送去维修，进行两次计划外的出行，其间一个家人病了等等，诸如此类。严格来讲，其中每一件事情都是意料之外的，并且都占去了我的工作时间，但它们是你每天实际上真正必须处理的事情。假装认为自己的工作不会受到任何的打扰是典型的计划谬误。

但无知仍然不是问题的全部。首先，我们拖延时做的经常不一定都是好玩的事情，而有可能是任何事情，它们唯一的诱惑在于不是那件我们不得不完成的任务。比如说，我的公寓一直都是这么乱，从来不会得到打理。人们也从经验获知：拖延者太清楚重要的当下的诱惑了，并且想要抵制它。但就是无法做到。比如，我认识一个杂志的编辑，一个周三的中午一个作家告诉她会在她吃完午饭以后将一篇具有时效性的稿子发到她的邮箱。结果，她收到那封邮件的时候已经是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二了。所以，拖延症的一个更完整的解释应该将我们对所躲避的任务的态度考虑进去。乔治·麦克莱伦（George McClellan）的将军生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内战早期领导了波多马克（Potomac）军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拖延者之一。当他接管联邦军（北方军）的时候，他被认为是一个军事天才，但他很快因为长期的迟疑不决而出了名。1862年，尽管有一个绝佳的机会以另一支军左右夹击，从罗伯特·E· 李（Robert E. Lee）的手中夺取里士满，但他犹豫再三，认定自己被成堆的同盟军（南方军）所堵截而失去了机会。那一年晚些时候，在安提坦（Antietam）战役前后，他都再次拖延，浪费了一个与李的军队二对一的优势。后来，联邦军总将军亨利·哈列克（Henry Halleck）写道：“……有一种超越任何人想象的惰性，只有阿基米德的杠杆才能撬动这个巨大的静止。”

麦克莱伦的惰性突出了拖延的若干经典诱因。尽管他在接手联邦军的时候告诉林肯“我可以对付一切”，他实际上并不是很确定自己真的可以做到所有的事情。他永远都在请求林肯给他新的武器，并且，用观察者的话来说，“他觉得自己永远都没有足够的士兵，士兵们永远都不够训练有素，装备永远不够精良。”自信的缺乏和不切实际的英雄主义成功幻想相互交替，经常导致拖延。很多研究显示很多拖延者都是自己给自己制造障碍：不是去冒失败的风险，而是倾向于制造阻碍使成功成为不可能——这种反应很显然会制造一个恶性循环。麦克莱恩还沉溺于过度的计划，好像只有最理想的计划才值得付诸行动。拖延者经常屈服于这种完美主义。

这样看来，拖延症不再仅仅是因为无知那么简单，而是一个由懦弱、抱负和内部冲突组成的混合体。但《时间的小偷》书中的一些哲学家对这种应做之事和结果所做之事之间的分割有一种更加彻底的解释：制定计划的和未能将其付诸行动的不是同一个人，而是被博弈理论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称作“分裂的自我”的不同部分。谢林提议我们把自己看成是各个不同的存在：为了得到控制权相互掐架、竞争和讨价还价。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回忆起他在写作最近的小说《太阳系》时的这种状态：“在进行重要决策的时候，内心可以被看成是一个议会，一个辩论厅。不同的派系之间相互竞争，短期和长期利益在相互仇视中确立自己的地位。不仅行动被搁置和阻挠，而且有些建议被提出用以掩盖其他的建议。会议进行得迂回而激烈。”类似地，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写道：“浮士德抱怨他胸中有两个灵魂，而我胸中藏匿着一群灵魂，并且不断地争吵，就像是在一个共和国里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付拖延症的第一步不是承认你有问题，而是“你”们有问题。

如果本体是相互竞争的自我的集合，其中的每一个都代表什么呢？简单地回答就是一个代表你的短期利益（享受快乐，推迟工作等等），一个代表长期目标。但如果那样的话，很明显你将无法做成任何事，代表短期的自我总是会最终获胜。哲学家唐·罗斯（Don Ross）提供了一个可信的答案。对罗斯来说，自我的不同部分都是同时在场的，始终相互竞争和讨价还价，一个想工作，一个想看电视等等。关键在于尽管看电视的自我始终只对看电视感兴趣，这一兴趣不仅存在于当下而且在于未来。这意味着这是可以讨价还价的：现在就工作可以让你在将来看更多的电视。在他的文章里，拖延是议价过程出了差错的结果。

分裂的自我这一概念尽管让有些人感到困惑，但在实践中却非常让人宽慰，因为你不用再将拖延症看作是通过努力就可以避免的问题。确实，我们应该依赖约瑟夫·西斯（Joseph Heath）和乔尔·安德森（Joel Anderson）在《时间的小偷》中的文章里称作"外在意志"的外部的工具和手段来帮助我们想要工作的那一部分自我。它的一个经典案例是，尤利西斯决定让他的手下将其绑在船桅上。尤利西斯知道当他听到女妖的歌声时将无法抑制自己去追赶她们而将船驶向礁石，于是他叫手下的人将他绑起来，那样就强迫他坚持自己的长期目标。类似地，托马斯·谢林曾说他愿意为一个没有电视的房间预付额外的费用。当今，问题赌徒和赌场签订合同禁止他们自己进入营业场所；试图减肥或完成某项工程的人有时会和朋友打赌，这样，一旦他们不能兑现承诺，就会输钱。2008年，教堂山（Chapel Hill, NC）的一个博士生写了一个软件，在人们上网8小时后自动断开网络连接；这个叫做“自由”的软件，现在大约有75，000的用户。

并不是《时间的小偷》一书中所有的作者都认同对“外在意志”的依赖。马克·D·怀特（Mark D. White）提出了一个基于康德伦理学的理念论观点：既然认识到了拖延症是一种意志的失效，那么我们就应寻求强化我们的意志而不是依赖于会使其继续萎缩的外在控制。这不是一项完全没有成效的任务：很多最近的研究显示，在某些方面，意志力像肌肉一样，可以被训练得更强。这个研究同时也表明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力都是有限的，并且很容易被耗尽。在一个有名的研究中，被实验者被要求不能碰伸手可及之处的一堆巧克力夹心饼干，他们在完成一项比较复杂的任务的时比那些被允许吃饼干的人碰到了更大的困难。

考虑到这个倾向，这也就说得过去为什么我们总是不自觉的地依赖外界的约束来使自己摆脱困境。几年前，麻省理工学院的心理学家丹·艾瑞里（Dan Ariely）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来考察对付拖延症最基本的外部手段之一：截止期限。学生们在一个学期中被要求完成三篇论文，并且有如下两个选择：他们要么设置三个独立的截止期限，要么在学期末将三偏论文一起上交。由于所有的论文都将在期末评分，提早上交论文是没有额外好处的，而且设置截止期限还有潜在的风险，因为一旦超过了一个截止期就会被扣除相应的分数。所以较理智的做法是选择期末一起上交，那样你仍然可以提早写作论文，但就算没能挤出时间也没有超期的风险。然而大多数的学生还是选择了为每个论文设置不同的截止日期，就因为他们知道否则的话自己不可能挤出时间提早完成论文，那就意味着他们有可能无法在期末上交全部的三篇论文。这是外在意志的实质：学生们依赖外部手段去迫使自己做他们实际上要做的事情，而不是相信自己。

除了自我捆缚，还有其他避免拖延的方法，大多数都基于被心理学家称作任务重组的方法。拖延症部分是由付出（现在需要做到的）和回报（将来才能得到，但不能保证）之间的断裂所驱动的。所以，不管用什么方法，缩小两者之间的距离会有很大帮助。由于截止日期较远的开放性的任务更容易被推迟而不是受到重视，选择短期任务，或者将工程分割为较小的、更明确的任务将会有用。那就是为什么戴维·艾伦（David Allen），关于时间管理的畅销书《尽管去做——无压工作的艺术》的作者，着重强调了分类和界定的重要性：任务越模糊，其所需要的思考越抽象，就越难及时完成。一个德国的研究表明只要引导人们思考一个具体的问题（像如何在银行开户），就可以使他们更好地完成工作——就算那是两桩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另一个减少拖延可能性的方法是减少选择：人们经常因为害怕作出错误的选择而结果一事无成。因此如果各公司都能够给他们的员工在401(k)退休储蓄计划中提供更少的选择，并将签订计划合同设为默认，那么就会好很多。

我们很难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所有这些手段从根本上都是关于强加限制和减少选择，关于自愿地放弃自由。（维克多·雨果会赤身裸体地写作，让他的管家把他的衣物藏起来，这样在他该写作的时候他就无法外出了。）但在我们急着去克服拖延症之前，我们应该想想，有时候我们是否应该留心这样的冲动。哲学家马克·金维尔（Mark Kingwell）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角度写道：“拖延症最常缘起于一种有太多事情要做的感觉，于是并没有哪个方面的事情特别值得去做。在这种着实古怪的不作为的作为之下，是一个更令人不安的疑问：是否那些事情都值得去做。”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我们应该考虑有两种不同的拖延：那种确确实实的违背最佳判断的结果，和那种告诉你你所应做的事情本质上并没有多少意义的。拖延者所受到的挑战，也许也是哲学家们受到的挑战，是分清哪个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