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管理培训界要重新思考“良知”二字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者也”，道为先。师者，社会的良知，不管你是学院的教师还是社会的培训师，良知还是要放在前面的。我们这里的讨论实际上是在检讨企业管理培训界的良知。

中国在经济蓬勃发展的过程中，造就了很多财富，但是并没有造就同等的良知。在过于广泛和旺盛的需求吸引下，在监管松懈而法律欠缺的环境下，在淘金狂的野心驱使下，在消费者缺乏辨识能力的混乱中，几乎所有的人都狂野起来，都怕错过了最后一趟发财的列车，于是用良心换来船票，拥挤着去奔赴自各自认为的幸福彼岸。如此，社会乱了，良知泯灭了，社会失去了信任，也失去了效率。信任缺失，使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下降。

所以，中国的市场经济走到今天，应该反思了，应该重建道德信任。各个行业要检讨，要自律，从内心去检讨去自律，而不是为了平息危机做所谓的公关营销，忽悠百姓。已经没人信了。百年基业是信任的基业，是良心的基业;百年基业是能力的基业，是真正创造福祉的基业。不是变着戏法敛财的基业，更不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基业。古人说的好：“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二、企业管理培训必须讲求时效、实效

企业培训是战前准备，要有的放矢，要训完可用，要有直接效果。而不是观念、知识体系的培训。观念、知识体系是学校教育的责任，是设计管理体系的基础，但是，他们不是解决方案，更不是操作手册，也不是作业标准。一线的战争，就是让参谋告诉士兵、团队，这场仗怎么打，怎么配合，在新的环境下新的技术平台下，你的策略是什么路线图是什么。

把老子、孔子搬到企业培训中，算是思想教育吧?普遍的行为准则是社会教育的内容，而不是企业教育的责任。关于价值观念的教育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见成效的，也不是一年两年可以有所建树的。百年育人是社会责任，不是企业责任。企业的管理制度可以演绎这些观念，但是没有必要耳提面命地教育这些观念。

三、选择优秀的管理培训师，不一定选择大牌

其实企业做管理培训不一定要找大牌，但一定要在课题内做优秀老师的选择。宁可拿大牌的老师的价钱，请优质的老师。一是可以保证管理培训效果，二来作为企业也可以跟管理培训机构提更多的要求，比如培训机构必须给企业做一天的调研，然后老师的课件要经过企业审核。接受管理培训的人注重的是效果，课程效果不好，免费又怎么样呢，如果成本困难，可以把培训压缩，分批轮训。小企业要注意培训成果的传播和共享。有些好的课程可以让一部分员工先学习，学习完之后回到企业讲给没有受训的员工听，至少要讲出二分之一的内容，并且把听课的笔记存档并以电邮或内部网站公布的形式传播给其他的人。有的公司称之为“转培训”。

四、管理培训师不是导师，更不是教主，很多时候不过是参谋

培训师虽然也叫“师”，但因其商业化的行为应该与社会意义的“师”有所区别。培训师是社会分工的一个职业，但它承袭不了传统“师”的道德地位与导师地位，应该是原有企业分工的外部化，如同事务所中的会计师、审计师、经济师，是社会再分工的一个职业，是伴随社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一种进步要求而产生的新职业。所以，我们切忌自高自大，以为挂上了培训师的名称，就具有导师的社会地位，或者具有了拨云见雾、指导迷津的智慧，而那些在台下听课的人都是一群迷失的羔羊，等待摩西领着走出埃及。

培训师要把服务对象分为两种。一是操作层面的培训，一是决策层面的培训。流程、程序、标准、团队合作、沟通技巧、制度规范，都是操作层面的培训，涉及到执行效果，要实在、要落地。在这里，培训师是知识的传播者和技能训练的设计者、指导者。对于决策层面的培训，准确地讲应该是“形势报告会”与“专题研讨报告”，更像个参谋的角色。决策层来听课，并非followme地跟你走，你相信亦步亦趋跟着培训师走的企业家是成功的企业家吗?他想打通自己思想中的某些逻辑，来借鉴一些新的观念和理论，或者想确认某些判断，来扩充一些专题知识，或者根本没有明确的目的，就是想扫描一下理论动态、现实形式。所以，他们的听课有时是一种俯视地打量，而不是仰望着吸收。这时培训师就是参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