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未来的新技术革命,事实上就会是一场和平时代的“洼地竞赛”。

2017岁末，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华北校友会论坛上，新一届华北校友会会长田涛第一次提出“洼地竞赛”的概念。在以《未来的冲击与中国机遇》为题的主旨演讲中，田涛对中国以及世界当前所面临的新技术革命展开深入的分析。

回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济成长和企业家成长史，田涛认为，机遇多是来自于洼地收益，那么未来呢？

以下内容整理自田涛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华北校友会论坛上的发言：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的人均GDP达到1000美金，但当时，中国的人均GDP仅有100美元。而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举措，便是“制度洼地”。

这一制度洼地在早期有两个特点：

第一，“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配装”和“补偿贸易”。华为当年起步的时候，就采用了来件装配的模式，把西方的通信设备零件，通过香港转口的贸易带回深圳，再组装成交换机。

第二，“三免两减”，即对于外资企业实行三年免税和两年的半免税。

在世界全球化的大格局中，正是“三来一补”、“三免两减”这八个字的经济改革指导思想，拉动了中国改革开放初中期经济的高速成长。当然，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获得巨大成就，也与当时的世界局势有着很大的关系。

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战略思想家们推出了一个“乌托邦战略”，即全球产业分工论。他们期待美国及其西方发达国家盟友，能够占据全球产业链的最高端，包括金融、高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等领域。为了达成这一战略目标，就要进行“产业大转移”，即把一些中低端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美国的国家战略形成了巨大的差异化对接和互补，而这也让美中关系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处于相对的蜜月期。

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实现了对十三亿人的解放，对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解放。过去30多年，中国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移潮，有大批农民离开土地涌向城市，更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走向世界。

改革开放创造了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机遇，同时也最大程度地释放和激发了人们对财富和成功的饥饿感。

中国从1978年的“三来一补”，到今天的制造大国，其背后是一大批有着不同追求、但却有着相同饥饿感的企业家们。他们用巨大的付出，用血与泪的代价，奠基了中国40年来的高速成长。

这里仅举出改革开放的三位代表性人物——年广久、柳传志和任正非。其中之一是有着“中国第一商贩”之称的年广久，他受到了当时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的关注。

▲年广久，傻子瓜子创始人，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靠卖炒瓜子实现盈利100万元。（资料图片）

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的时候，特别讲到年广久。这段讲话背后的含义是，中国的大门打开了就不会关上，要让各个阶层有着饥饿感的人群，充分释放他们的潜能。

第二位是中国企业家柳传志。他起先从事计算机销售，随后将联想集团带向了中国的行业第一、世界的行业第一。

▲柳传志，中国著名企业家，联想集团创始人。（资料图片）

当谈到研发投入的时候，柳传志说：中国企业跟西方公司的关系，是他们在前面领跑，我们在后面追，我们在他们扬起的尘土中，吃着他们的土，跟着他们前进。”柳传志成立联想时，他的梦想是要超过IBM。最后，他成功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

第三位是中国科技制造业的代表——华为和它的创始人任正非。柳传志讲任正非的时候说：“任正非选择了从珠穆朗玛峰北坡爬顶，我没有那么大的勇气，没有那么大的冒险精神，我们选择的是珠穆朗玛峰的南坡，因为南坡温暖，也没有那么陡峭。”

▲任正非，中国著名企业家，华为创始人、总裁（资料图片）

选择从“陡峭北坡”登顶的华为，已经发展了30年，一路上充满了艰辛和不易。今天，华为拥有来自全球150多个国家的18万名知识劳动者，有全球最大规模的研发团队，业务遍及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提供着高质量的通信设备和服务。

年广久、柳传志和任正非，他们代表了过去40年的中国制造业，代表了中国企业的拼搏精神和奋斗精神。

西方学者说，不到30年的时间，华为怎么可能成为全球行业的领导者，而且还颠覆了通信行业的很多西方巨头？我的回答很简单，20年的时间能让谷歌成长为行业领导者，为什么发展了30年的华为就不行？

我跟西方的一些学者和官员交流时说，华为能够有今日的发展，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来自互联网，互联网最大程度地带来了信息的充分开放和技术的充分扩散。

不只是华为，今天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企业都受益于互联网。互联网和全球化带来了资本、人才、技术的充分流动，这才给了中国企业赶超西方公司，创造了巨大的历史机遇。

未来的30年，将出现一次新技术革命。这次革命，将主要在美国、欧洲和中国等三大经济体之间展开。

新技术革命将涉及三个方面：人工智能、材料科学和生物技术。这三个领域，尤其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和基因技术为核心的生物技术，都处在自身技术突破的最前沿和三大技术的相互融合阶段，并且正在不断进行大规模的应用创新。

如果我们抛开发生大规模性战争的可能性，假定未来的二三十年间，全球依旧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那么，未来的新技术革命事实上就会是一场和平时代的“洼地竞赛”。

《世界是平的》一书描述了全球化的静态格局，人才、资本和技术能够在这个“平的世界”中充分流动。但是，这本书并未能阐明，这些生产要素会流向何方，而“洼地竞赛”则恰恰解决了这个问题。

邓小平能够在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当代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就是因为他在全球化的“平的世界”中，以改革开放为引擎，为中国构建了“洼地”。具体到经济层面，简单来说就是，用减税等一些系列优惠政策和体制变革，让中国获得了强大的市场和经济优势。

有文章说，特朗普先生是美国的邓小平，高举着“美国第一”的大旗。特朗普经济改革举措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大规模地为企业和个人减税。这和30多年前邓小平和中国政府采取的举措相同。

“减税”就是和平时代的洼地竞赛，而这一“减税洼地”，很可能相对迅速地促使全球的资本和人才等回流美国。因此，中国在新的全球竞争时代，也要重新构建自身的洼地。

世界是平的，但同时世界也是斜的。倾斜的世界中，我们应该格外重视“洼地效应”和“引力效应”。

但是，美国自身有着一些问题。美国战略家们设计的所谓“全球产业分工论”，导致美国的金融创新过度，让华尔街主宰了国家。美国政治的“华尔街现象”，带来的是美国产业的空心化、社会贫富分化的悬殊以及政党的极化现象。

那么，中国的机会在哪里呢？中国的洼地更重要体现在中国拥有的“稳定预期”。

首先，这一稳定预期存在于社会安全方面。未来，国家间的竞争，其核心就是能否保持国家的相对稳定。如果国家处于动荡之中，什么样的顶层设计都会是水中月、镜中花。

其次，对于企业家阶层来说，“稳定的预期”则体现在对合法财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上。

新技术革命尤其需要对创新的保护，也就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而中国市场化和法治化进程，能够越来越好地实现对创新的保护。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核心基调就是要构建市场化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同时构建良好的法治环境。

变革的核心是方向，只有方向对了，一切改变才会是好的改变。中国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方向是绝对正确的。市场化就像长江黄河里面的水流，要汹涌澎湃朝前涌动；而法治化则是两岸的堤坝，要高高筑起，但也不能影响水的流动。中国现今关于未来国家改革的方向，如果能够坚持下去，我认为这是最大的洼地。

但是，中国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其中一个问题是人口素质问题，即中国要在人口的质量上，实现很大的提升。单纯依靠“人口红利”实现现代化，可能会举步维艰，甚至无法达成。

今天全球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国家和地区大概有61个，其中人口最多的是美国，但也只有3亿多人，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人口都在1亿之内。从国家当下和未来的角度来看，“人口红利”是要打一个大问号的。

中国要立足于从人口大国向人才大国转型，而不能在人口的数量上有太多期待。今天中国所有的问题，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社会问题等，无不跟庞大的人口数量有着巨大的相关。

第二个挑战则是企业家精神。美国的一批大企业家们，从早期的老派企业家，到今天的扎克伯格、伊隆·马斯克这样的新生代企业家，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赚钱不是目的，是手段和工具，赚钱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梦想和改变世界的人类使命感。而中国可能是因为改革开放才刚刚40年，所以太多人把财富看得过分重要，把财富当成了终极目的。

中美的差异在人工智能领域也体现了出来。美国的人工智能领域，不仅在研究人员和企业数量上远远超出中国，美国的企业在基础研究的层面，也有着相当巨大的投入。

反观我们中国的一些人工智能初创公司，许多创业者总是着急赚钱，迅速盈利，然后实现上市，再把企业卖掉，去做所谓企业投资家（企投家）。

企业家是人类社会中最稀缺的资源之一。他们要承担巨大风险，每天面对诸多不确定性，历经各种艰难困苦。所以，他们要有着面向未来的勇气、粗糙的神经、强悍的意志，还要有奉献精神。

这么稀缺的资源，假使由于机制不好、氛围不好，导致太多具有企业家禀赋和良好企业家基因的人，转身涌入到了滚滚的投资者洪流，这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总的来说，未来30年中国的机遇可以概括为三个红利——法治的红利、市场的红利以及教育的红利。

来源：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ID：nusbsch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