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简介：王忠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西北大学党委常委、校长，陕西省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省政府办公厅主任、党组书记，陕西省安康市委书记，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股权部主任，2004年10月—2017年12月，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王忠民先生是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第十七届、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

2018年国庆节，当我们在外出旅游遭遇人山人海看到消费升级时，美国发生了三件事：美元升息、彭斯讲话、自由贸易协定的特殊条款规定。因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从货币流动和资产价格的角度来看，这三件事和每一个中国人的切身利益、经济的资产回报相关。下面，分别从短期、长期和远期三个时间维度来看我们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一、短期影响

国庆节爆发的这三件事情只是从短期到长期之间的一次切换，而且这次切换表现的三个维度在切换的过程中比较典型。

短期来看，近半年来，因为中美贸易摩擦打乱了我们的战略、策略以及基于经济和全球化逻辑的部署，而且打乱的程度很高，即使在单一的、具体的问题当中给出某个答案，也不足以解决整体的因为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经济、政治、社会乃至军事等各方面的打击。

先看近期，中美贸易摩擦刚来的时候，让人感觉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开始在经济话语和贸易环节当中产生了重大的分歧。以加入WTO作为一个核心的历史节点，在走向全球化的近20年历程当中，我们在全球大踏步地进取，具体表现在：进出口的数量全球最大，GDP全球第二，带来的中国和全球之间贸易环节产生的社会互动比比皆是。

但是这个国庆节，相比过去有一点是趋冷的，那就是国际旅游。我们到境外去的人数不如往年多，同时，去的人也不如往年去的人买买买的数量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过去基于全球供求关系、全球产业对接和全球消费市场，突然我们面向内需时，在旅游服务环节中，增长的幅度切换了。原来，特别是在国庆长假期间，全球的景点不是本土人的旅游景点，而是中国人在买买买，比如到瑞士买手表，到欧洲买威士忌……这些在往年是普遍存在，而今年就发生了切换。

如果中国人不买全球的奢侈品的话，全球的奢侈品的年销售量会下降多少？如果中国人不买全球的任何物品的时候，会怎么样？中国人如果不把物品卖给全球人的话，又会怎么样？

短期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纵向影响

当中美贸易摩擦开始的时候，美国要对500亿输往中国的产品加关税；中方也不示弱，你加，我也加。试想一下，在500亿环节对打时，作为具体生产产品的厂家，会怎么想这件事情？这个时候美国的消费者怎么想？美国人说，现在赶快把过去中国便宜售卖的东西下单买下来，加税以后我不买。这个时候，中国人提前下单，加足马力生产。所以从一般消费品来说，对过去Made in China的产品的短期影响是纵向影响，生产量不会减少，贸易量也没有降低。在海关进出口的容量数据当中，我们也会看到，下跌的幅度是缓慢的。

注意，短期影响会给我们错觉。当进出口贸易数量没有迅速下跌，有的企业还加足马力生产，把原来的产能提前使用了以后，会给人一种感觉：中美贸易战无非如此。这是错觉，会麻痹我们长远、久远的思考，特别是对具体的企业而言，这样做也不足以回流全部的成本。

2.汇率

短期的第二个影响因素是汇率，也会麻痹我们。股市从最高点到最低点，大概跌掉了30%，人民币因此贬值。我们今天还在讨论“破7不破7”的问题，从6.2到6.8、6.9，在6.8稳定了一段时间以后，甚至最后到达7的时候，有人会说7不重要，重要的是动态，破了以后还可以拉回来。就是说，不把7当作一个坎来看待。动态均衡是一个波动的过程，货币贬值多少，股市和货币包括债券的回报率都是最灵敏的，当股市跌了30%，货币跌了20%，债券也跌10%的时候，我们突然在贸易数据当中看到并没有产生实际的巨幅影响的时候，就又产生了错觉。有的人会认为，税加高一点，也可以把量对冲掉。但是问题是，短期金融市场的波动远比短期的实际贸易波动大得多。

这个时候，房价非常重要，短期房价在过去持续上涨，我们一直想要稳住房价，但是稳不住，突然中美贸易摩擦来了以后，房价开始稳了，不仅稳了，到国庆前夕，房价开始降，过去流向房地产的钱的数量也在减少。

我们看贸易端口没有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有了一次回流，股市大概回升了200～300多点，汇率大概回升了15%，债券回升6%左右，房市也有所稳定，但是所有的节奏都被美元的加息打乱了，足以让我们在金融端口看到短期的问题。

美元加息的基础是什么？是美国经济的向好程度。美国的非农就业的失业率只有1%多一点，美国历史上没有这么低过，说明经济已经向好，大量的劳动力已经就业。而且，现在美国的GDP数字比上半年还要好，这个时候美元加息的可能性就铁定了。

而且，除了这一次加息，本年度还可能会有一次加息，那么全球的资产、全球的货币都会回流，全球的市场都会波动。注意，不止是中国的资产价格在波动，全部新兴市场的价格都在波动，而且别人波动的幅度比我们还要大。所谓的金砖五国，全部比中国的波动大。如果出现这种格局的话，我们前期基于贸易数字的短期的不可怕性和乐观性，在证券市场为主导的金融端口回热的情况下，都因为美国的经济数字和加息，使中国金融端口又回到了下跌的通道，跌多少还不知道。

这是短期在贸易、金融、货币、债券、房价等一系列当中的影响。如果美元再升息的话，美国的证券市场也会波动，也会下跌，但是跌的幅度比较低，而且它的产业是结构性的、有竞争力的，并没有跌多少。比较而言，我们香港市场跌的幅度还是相当可怕的，因为正好在国庆节期间，香港市场基于两种货币的资本市场——一是基于美元为基础的全球投行和资金聚集的国际资本市场，二是基于人民币的市场，当时我们放假休息，而美元市场正好是加息回撤的时候，所以香港市场跌得更加猛烈。

短期格局会引起几个关键思考：一个月以前到国庆节，最热的一个词叫冷战。过去，加入WTO进入全球贸易体系，基于规则体系运行多年，中国获得了很多。未来，如果长期冷战下去的话，肯定是两败俱伤，就像在贸易争端当中打贸易战，全球没有赢家，肯定都是输家。

二、长期影响

从长期来看，不解决矛盾，会严重化，易形成冷战思维。就会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产生影响。对于中美贸易摩擦，中方定义为“贸易摩擦”，美方已然定义“不会有热战”。美方至今还没有就中美贸易摩擦与我们正面交流。

有几个节点问题会让短期问题迅速长期化：

第一，美国的中期大选。11月，美国中期大选之后是圣诞节，那个时候他们没事干了，我们就有事干了。现在看来，影响特朗普中期大选中的障碍因素基本上都扫除清楚，包括这次彭斯和商务部长为中期大选所做的布局，说明中期大选悬念不多。悬念不多是因为特朗普的做事方式和为美国所带来的结果已经为大多数美国人认同，即使这个时候找出特朗普的几点个人问题，也不足以推翻他大选中的多数票。经济向好和经济繁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大部分人可以获益的事情，特朗普通过减税和中美贸易摩擦，改变了美国许多经济结构性的问题。

第二，在长期视角中，中美贸易摩擦到底代表了什么？不是具体的产品问题，最深层次的问题是美国是全球化的老大，中国是全球化的老二。长期来看，事实上比较的是谁的生产效率高，比较谁的资源配置效率高，比较谁能够既动员自己所有的生产要素也可以让全球的生产要素跟你之间按照真正的市场化逻辑配置得更有效率、更有竞争性。只要我更有效率、更有竞争力，我的明天就会比我的昨天更好，边际速度比你的还要快，越来越拉近距离，越来越接近你。就像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中，我们的边际速度超过了美国，由于边际速度，我越来越接近你、靠近你，这才是美国害怕的原因。只要我们保持资源配置效率和竞争的优势，就不怕与美国耗时间。通过这种边际增长，我就越来越能与你坐在一起，越来越能和你抗衡，越来越能够和你有机结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不能离开谁的格局，而不是相互的冲突。

1.土地

今天的贸易端口中，中国与美国在贸易摩擦中有一种重要的产品——大豆。我们的大豆和大豆制品来自于美国进口，我们最能加关税的地方是大豆及大豆制品，因为数量大。

大豆贸易端口的争端，实际上是一个什么问题？是农业土地有多少可以用来种植大豆以及种植大豆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劳动匹配的问题，是在比较优势下种植多少大豆的问题。如果简单说能种出大豆，那种出大豆的逻辑很简单。但是你的种植效率比他低、质量比他差、含油量比他小，那就是在效率的比较优势中，你处于竞争劣势。能不能让黑龙江这块土地真正产生效率？能不能让出去打拼的年轻人回去种豆？种出来的大豆能不能在含油量、产量和健康标准上比美国还要好，而且成本比他低？如果能做到这样，我们一定敢在大豆产品上对美国进行高关税。

看起来是大豆的问题，其实体现的是生产要素在一国的经济和消费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结果的配置能量。正是因为我们的大豆配置效率没美国高，我们才从美国进口。

我们再想一件事情，城市化已经占用许多农业土地，这时候再种大豆，不仅要考虑资源配置效率问题，还要考虑城市化退还土地的成本问题，这样的情况下，还要比美国的产出效率高或者越来越接近。这才是我们今天竞争的核心要点。如果你不能做到，那么这样做下去，只有把你拖得成本越来越高、收益越来越低，长期让大多数人在食用油、大豆和豆制品这件事情上高成本。

豆子可不可以不买美国改买全球其他地方的？可以，但有土地置换的问题。我们不重新配置自己的土地，而是让非洲人民来给我们种大豆，这是一条思路。但主要还要看美国在全球化的时候有没有把某种产品做成全球性的产品，是不是在全球都存在资源配置的比较优势。如果到另一个地方买大豆，一要看这个地方是不是生产大豆，二要看这个地方产出的大豆成本是否高于美国，如果高了，这个地方的人就不会去种，而是直接买美国的大豆，再卖给你，这是自然的一种选择。问题是现在美国用比较优势把全球所有的大豆市场覆盖，它是基于全球资源配置效率，在全球供给大豆及加工产品，占有的是在全球获得比较优势之后的市场。

不仅如此，其中还有一个特别的市场，即期货市场。远期合约已经把未来多年种植的大豆用期货交易模式形成了全球市场。这个市场的概念是说，如果单一年度从其他地方购买，除非种植成本比美国低，否则还是会因为成本高而买美国的，买了之后等于又进入到美国大豆的全球贸易体系当中，而且进入的不是一个年度，而是几个年度，是期货市场，是远期合约市场，是长期滚动的市场。

所以，无论是自己种，还是叫别国种，都是要比较效率的。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参与到全球豆类市场当中去，在参与的过程中，跟市场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地、逐渐地（不是一年，不是一个季节）慢慢提高我们的竞争力和边际效率水平，以逐步的、缓慢的历史过程去跟美国斗，而不是今天为了一口气，就把所有的进口大豆全部加工完后走自己的路。走的时候会发现，所有的路走下来都是成本更高的，不应该走这条路。

我们把这个问题延伸到长期所有的生产要素。农产品比较的是谁的土地利用效率高，谁的土地能够跟技术、跟劳动、跟资本结合得最有效。今天农业18亿亩土地耕种的红线在哪，这18亿亩土地对资本和对技术的吸引力是否足以和美国的农业生产效率去抗衡，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到今天为止，如果说我们的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基因化、生物化因为农业的资本投资而没有赶上或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话，那就要让真正有效的资本说话，解决短缺的、没有竞争力的问题，当产生竞争力的时候，这种资本就要得到有效的回报。能不能在中国证券市场迅速上市，能够IPO？结果我们发现，今年年初我们所有IPO当中的独角兽公司都不是做农业的。这说明资本的逻辑和资本配置的竞争效率提高的领域跟土地关联度不强。

长期影响当中，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是我们土地的利用效率和土地的资源配置问题，这才是长期的一个问题。

2.资本

主要是股票市场。举个例子，今天中国的上市公司中，从小公司做成参天大树级的公司，比如阿里巴巴、腾讯、小米、京东等，在风险投资阶段，在不挣钱的时候，背后的风险投资者是外国的美元基金。公司的所在地是中国大陆，注册地是离岸群岛，上市地是美国或者香港，税交在中国，注册地只交每年的注册费，上市地只要每年利润的分红。而在美国上市的时候有一个制度，叫CDR，就是美元信托凭证，必须有一家托管银行，把你公司挣的钱按照你原来说的给股东回报，给股东分红。因为你在我这上市，要给我的股东分钱，你给当地交多少税不重要，你在哪注册不重要，但是分红重要，我只管这件事情。

风险投资配置资本从早期投资来看的话，这是一个国家资本的竞争力。如果人民币今天不仅投了中国的创业时期的好公司，还投向全球的其他好公司，到硅谷去，到日本去，那资本的配置效率就比其他国家高了。

我只举了风险投资和上市公司两种。我们可以算一下，全部中国人加起来的社会资本、国家资本、私人资本，有多少用于市场当中真正产生效率的长期持续成长的投资？我们投资新经济、新产品、新业态，而一旦上市了以后还可以持续成长的企业有多少？如果是大多数，那我们今天就不用害怕美国跟我们打贸易战，因为资本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时，大家会害怕互相打。但是，如果打的时候，资本的机制问题不足以保证自有资本高效率使用，那么，能撑多久？能持续多久？

在资本环境当中，要做到我们的资本的制度、资本的配置效率、资本的战斗力一定要尽快过渡到全球的资本市场领域当中去，到私募股权的风险投资和二级市场当中去，到现代的股票制度体系当中去。

正确的做法是：让每一块钱资本都在资源配置当中，即使我今天不如你，我也要慢慢提高，渐渐靠近你，直至有一天超过你。我会让我的钱挣更多的钱，让你的钱愿意变成我的钱，这样才会形成资本市场。

3.货币

过去15～20年间，全球发货币最多的是我们自己。今天，M2的存量也是我们最多。一个国家参与了全球化，可以在全球投资、全球消费和全球贸易的时候，实际上是货币和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之间的币值竞争力的比较问题。有一段时间，我们中国人到全球去买买买，因为我们收入水平提高，货币增多。

我们的货币币值和其他国家货币币值的关系表现在：第一，双方购买力评价是否对等。如果购买力评价虚了的话，一定是买别人的东西。第二，货币的利率水平是高了还是低了。如果你的利率水平足够高，人们用货币的投资管理就可以把自己的回报率不断拿回来。为什么美元一升息，全球的钱都跑过去？不仅是因为它的经济向好，更多的是它的货币的利润水平可以带来的回报率的敏感性。数量如此之庞大，敏感性如此之强，全球的钱都汇集的时候，也可以承受庞大的数量。而我们的钱今天没办法承受庞大的数量，我们会感觉到“发毛”。“发毛”的原因是生产效率是否匹配这么多的货币量，是否匹配真实资产。

发了货币后，货币要通过一系列社会的流动性，最后推升在人们最追逐的某种资产当中去，让资产价格最贵。中国人在货币推升的条件下，什么东西最贵？房子。美国什么东西最贵？创新能力。今天美国的首富是贝佐斯，亚马逊的创始人，他就做了一个亚马逊，从亏钱亏了好长时间走到今天，不仅是全球最好的电商，而且是全球最好的云平台，在全世界的各个城市签加速器。这个加速器是指亚马逊的云平台，提供一个免费创业的平台体系，它的源代码对你开放，它的语言对你开放，它的基础设施平台给你提供软件、硬件等，你在上面要创作任何东西，只要修修补补创一个新东西就行。当你成功的时候，它才跟你分利；你不成功的时候，他不管你，零成本。当你再成功的时候，它会说我再投多少钱，收购多少股票。今天美国市场大部分创业公司退出，不是在二级市场退出，而是被这些公司收购了，成为这些公司的一部分。就是这种企业家创新才能，让贝佐斯用20年的时间走向了全球最贵。在美国，在市场当中，这种现象已经成为大多数。

今天，只有创新能力才能在大量的货币情况下推升到最贵，是这个社会在资源配置当中效率的真正所在。对所有的投资和所有的产品进行创新，最后得到有效的社会回报，这种能力才是估值最贵，才是最稀缺的资源，才是社会最需要的资源。而这个东西也是社会竞争力所在，因为它把其他要素带动了。

日本在过去18年间，平均每年获一个诺贝尔奖，而且大部分是自然科学。大学资源配置体系让一个自然科学研究人员就一个课题辛辛苦苦地、扎扎实实地做，无论多少年都要把东西做出来，这才是竞争当中的一个底层逻辑。

长期就是资源配置，就是生产效率，就是效率在底层逻辑当中通过边际成长率无限趋近于最优，这样才可以跟今天市场当中的其他人去竞争，必须牢牢地站在这个基础之上。

过去4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是基于城市化、工业化，并补了全球化的课。现在，基于全球的移动互联网化，我们也走在了前列，探索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但是，所有的这些背后，依然是资源配置的动态社会机制和效果，所有的资源配置效率比40年前的资源配置效率高了，才有竞争性，才有GDP，才有效率，才有社会的有效分配。

我们今天应该采取的长期战略是：你要市场化，我要比你还市场化，我要用真正的市场化逻辑，把我的资源和世界上一切可以跟我对接的市场化资源，对接得最优，对接得最好，我来慢慢战胜你。通过市场化的逻辑，更加深刻、更加有效地解决我们今天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

三、远期影响

1.基础设施建设

我们的GDP增速每年在6～7%之间。这次周期的下行，我们用什么方法让经济维持在中高速？过去是投资，今天还是投资。投在哪个方面最好、最见效？一定还是基础设施。高铁全球第一，全球地铁最好的城市是北京。今天看基础设施，我们还可以用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方式解决，让经济渡过这一次周期性的波动。如果我们投资这些基础设施，需要钢铁、水泥、设计等，这都没问题。但是，从远期来看，今天我们全力以赴做的基础设施，5年、10年甚至20年以后，全世界真正的基础设施还是这些吗？

从远期考虑的话，人类最主要的基础设施是什么？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今天如果打仗的话，谁掌握了数字化，对方的东西就打不出去。美国人在喊航母，航母较量的是它里面的集成信息和信息集成之后的决策速度和最终的使用问题。导弹不在于打多远，而在于谁能知道对方导弹飞到什么位置的时候可以直接发个导弹给它拦截了，这些东西背后是数字化。

微软在windows时代雄霸天下，没有人不用它的操作系统，这个时候比尔·盖茨是当年的全球首富。但微软因为什么从全球排行榜中跌下来？因为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第一个可穿戴的设备是手机，手机中最广泛用的操作系统需要最方便的、最亲密的、最轻松的、最有基础的、最有技术的，当时的基础设施当中有两个理念——开源与闭源，所有微软的操作系统是闭源的，结果这个时候手机端出现了一个开源系统——安卓，打遍天下。安卓系统是谷歌的，谷歌自己没手机，只开发开源的安卓系统，让全世界80%的手机装载安卓操作系统，使安卓成为移动操作系统的公共基础设施。这一个公共基础设施在谁手里，谁才是伟大。而微软今天全球的市值为什么又起来了（排行全球前四）？就因为微软在云计算时代做开源的云计算基础设施，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开发区，微软都有加速器。这个加速器是云计算平台，免费让所有的创业公司在上面创业。今天，亚马逊和微软双雄把握云基础设施，它们互相参股，把云做成了全球的基础设施，做成了生态公司，不断生成，不断长大。

如果我们在操作平台、云计算、未来的区块链和人工智能当中都丧失了基础设施的话，就只能玩小的，不能玩大的，只是生态系统当中的生存者、边缘者。如果我们还是建设物理形态的基础设施的话，面对远期新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两相比较，我们今天的形势已经很严峻了。

2.创新产业链

芯片、CPU、云计算、数字化基础设施平台、服务平台、操作系统乃至于当中所有的点，是全球产业链、全球创新链、全球应用链。链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它的应用、它的创新、它的产业、它的链条等全部都是全球的（即使是美国，也不能做到全部垄断）。比如，在芯片领域，从专利的角度来说，日本和韩国如果全部断供的话，美国也不足以生产出一个有效的、完整的可应用产品。因为这是全球布局，是全球技术、全球专利、全球生产、全球销售当中的一个链条。

在全球链当中，中国的代工链很著名。设计好产品，到中国来代工，像苹果最新的产品，也是到中国来代工，因为我们的代工体系是完整的，能够做到交付周期最短、交货率最稳定。

拿大家聚焦的芯片来说，芯片在手机时代跟原来的非智能手机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没有手机的时候，弄个小本本抄一堆电话。有了模拟手机以后，要选择将电话本存在SIM卡里边还是存在手机里边，最大的问题是换手机的时候能不能把信息全部切换出去，那时只能存200个电话号码。今天你打开手机，能存无数个电话号码，因为它已经用了云计算的方法，存在云当中，可以数量无限，而且还有人免费给你服务。芯片从当年的CPU（中央处理器）到今天的GPU（地理信息移动下的处理器）到未来的TPU（神经网络的处理器），所有东西都随时切换。技术每天都在进步，每天都在更新，每天都在迭代，每天都在用云将产品或应用布局到全世界各地。今天，所有人都是全球布局当中的一个螺丝钉，谁都不是当中的霸主，谁都不是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随意行为者，谁都必须在这个模式下去完成进一步合作。

数字化时代，数字0-1结构是无国界的，跨越了民族、肤色、国家的界限。即使是美国，只能说在技术角度相对具有强势，也不足以操纵。当这个时代来临的时候，谁都不可能在当中一味地自主独立发展，没有你就没有他，一定是基于全球格局布局、全球格局消费、全球格局市场、全球格局的一切当中，从点到线，从线到面。

3.期货市场

刚才我讲大豆时谈到期货市场，那么，期货市场有什么？我们知道有股指期货、金属期货、原油期货、粮食的大宗商品期货。期货就是人类历史上解决波动太频繁，资源配置不当，让波动转到金融市场，让供求双方有契约约束，而不是在实体的生产当中去大幅波动。而今，期货市场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

美国最新的期货品种是比特币期货，当它波动的时候，有人亏钱有人挣钱，有人愿意承担风险。我们处理比特币波动的方法是不跟你玩了，也不允许你交易了，当然没交易就没波动。如果我们今天看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是对一个市场的全球覆盖。比如，山西产煤，煤是全球大宗商品，不是以开采量和质量好坏定价的，而是以全球煤的市场价格来定价的。就像其他的工业制成品一样，必须到全球体系当中去。

当任何一种产品不以成本和收益率决定市场的波动竞价的时候，是因为全球这种商品已经在期货市场当中有了长期的、大批量的、更大规模的交易，这个建设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今天，大宗商品当中，我们的原油期货、钢铁期货等市场今年年初才开始建立。过去，不是我们没有，而是拥有的期货市场只有全国之间的商品期货关系。在期货市场中，交易的品种少，交易的规模小，你就不是全球这种商品的价格决定者，只是价格的跟随者、参与者。这时，所有基于现货交易和地方价格交易的商品，最后交易的结果有两种：第一种结果，波动率极高，忽上忽下。第二种结果，为了解决波动率的问题，你会面临波动背后的风险由谁承担的问题，为了消除波动，我们往往会消除市场，或让市场萎缩，而不是产生更多的市场机制去解决它。市场萎缩了以后，社会产出的这种商品就会少，价格就会高，社会福利就会减少。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市场深度和市场广度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

在真正的经济周期来临的时候，要有风险的承担者。我举一个例子，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而且危机挺深的。那时，有一个金融产品叫优先股，即在股价下跌时，为了吸引新的投资者，可以跟这个新的投资者谈权价格，谈妥之后，把一定的治理权和控制权交给投资者，并签一个长期协议，一旦经济形势好转，会有一个高价的回购，把股权又回购回来，投资者就退出了。巴菲特就是用这种优先股买了高盛等。这种接盘的金融工具和接盘侠的商业机制，如果做得好，既救了别人的命，自己也挣钱了。经济下行期的这种逻辑，犹如期货市场可以对波动产生抑制一样，对破产会产生抑制，市场会平稳。

从远期看的时候，我们的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维度，不具有在贸易摩擦当中针尖对麦芒的优势。因为美国企业如果出问题的话，可以在市场当中找到回避风险的工具，在企业单边波动的时候，还有期货市场可以化解。而我们缺这种金融产品和商业机制。

4.税

特朗普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前做了一项决定——减税，减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刚开始抛出的时候，就有人笑他：你能减吗？你减了以后，政府那些钱咋维持？等着看他的笑话。结果他减了，一减税，美国在全球资本市场和全球税务结构中就有了竞争性。

把这个问题放大到全球范围看，哪个国家如果能够减税，全球资本就会向那个地方流动。最有趣的就是离岸群岛，离岸群岛只做一件事情：你到我这注册公司，我不管你资本是多少，你来不来都无所谓，你的律师来就行了，给我交几千美元的注册登记费就行。岛上也没多少人，光靠这个注册登记就发了，如果再有几个景点，那就更发了。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也是用了降税的逻辑。改革开放之前，所有的工资都是够消费就行，全部做积累。改革开放之后，降税让个人有了可支配收入，收入可以当资本进行投资。我们今天要回答的问题是，市场当中的资源配置竞争力放到远期的时候，能不能满足现代经济当中的拉弗曲线。

如果你的人口多了，如果你的企业数量多了，如果你的新企业层出不穷了，你就可以把税率普遍降低。税率降低了以后，刺激人们消费，经济就活跃了，刺激人们去投资。投资后，税基就扩宽了。税基宽了以后，能够收来的钱的绝对额就大了。为什么特朗普敢宣布今年和明年的军费增加？是因为突然发现拉弗曲线存在了，收来的钱的绝对量够了，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当然，特朗普也把庆典之类的费用去掉了，说那东西太花钱了，咱不玩这个东西。

如果税的长期作用存在的话，就会导向一个远期的目标，这个远期的目标是让市场当中的个人、企业、微观主体，真正地做到税负成本最低，原动力、原配置、原效率最高，这个时候可支配的钱就越多，就可以投资，就可以消费。特朗普是企业家出身，恰好可以这样玩，而越这样玩，市场当中市场的力量（不是政府的力量）就越强大。政府说钱够用就行了，而市场当中可支配的真正基于自然人的、基于法人的、基于企业的钱，要么基于边际消费倾向去消费更好的东西，要么基于边际投资进行更多的投资。如果市场当中的金融市场、货币市场、投资市场都是好的，就可以做到收益更好。

真正让市场的原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市场当中的主体逐步地理性起来，强大起来，丰富起来，运行起来，这才是远期要关注的内容。

总结一下：近期，不能因为贸易端口的数字不恶劣，不能因为只表现出几次金融波动，我们就觉得它无所谓，实际上很有所谓；长期，是比资源配置效率，我们今天一定要坚持市场化的资源配置的趋势，用市场化战胜美国；远期，更需要让所有的社会潜在资源、潜在智慧、潜在力量回到市场主体当中去，包括减税。

每个人都是国家走向更好明天的资源，希望每一个微观主体都可以在趋势的发展过程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和节点。在跟美国人的博弈过程中，使自身在成长中、在发展中获益。

来源：华夏基石e洞察（ID：chnstonew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