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黑天鹅事件，我们共同的记忆就是2003年的非典。从2003年到今天，我们一个明确的感受就是：黑天鹅什么时候来无法得知，但必须做好准备。
这次新冠疫情到底是黑天鹅还是灰犀牛，我想讲三个故事反思一下。
RNA叫核醣核酸，这个病毒不是独立生命体，所以要找躯主，新冠病毒就是RNA。“火眼金睛”是一个实验室的名称。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华大基因大年初一就往里冲，结果因为没有通道许可证没冲进去，后来终于“冲进”武汉，到了第一件事就是建立“火眼”实验室。当时武汉每天需要检测的疑似病人有4000人，“火眼”实验室的通量是一天测试10000人。在疫情中，要说如何救援和救助，民营企业基本帮不上忙，他们能做的，就是加速医疗设备、个人防护设备的生产。我是华大基因的联席董事长，新冠疫情发生以后，华大基因冲到武汉，一举成名。现在不仅武汉，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超过100个国家都在用华大的核酸试剂检测设备。这里面有什么故事跟我关系很大呢？这件事给我们什么启发呢？2003年SARS的时候，北京一个商业性的病毒研究所，破解了SARS基因组织结构，这是一个大家不知道也看不见的贡献。当时国家主席胡锦涛接见他们，称赞科研人员“想中央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办抗病之所需”；原本安排是接见30分钟，后来延长到2个小时，最后收归国有。三年之后，他们觉得国有系统分科院发展不起来，又从中拉了出来。我就是在那年认识了华大基因的创始人汪建。汪建的团队特别喜欢登山，我那年登了珠峰，我们是互相倾慕和欣赏。登山我是他们的老师，也慢慢对这群企业家有了了解。后来他们从北京出来，寻找新的投资发展地方，我说服他们来到了深圳，又成为他们的独立董事，这是我们认识的整个过程。去年我在华大公益基金的基础上，结合万科公益基金和综合公益基金成立了猛犸基金。这个基金成立的目的，就是科普推广“分子生物学”。这个基金做得非常艰难，我希望用10年的时间，让基因生命测序在中国普及，就像当年显微镜的普及一样。结果是这次黑天鹅疫情，华大一炮打响，猛犸基金这个公益组织也随着华大一炮打响。猛犸基金会打算在疫情中捐建和升级20家医院的实验室，后来捐赠到第16家医院就停止了。因为国家反应非常快。卫健委拨钱，医院不需要我们援建了，你给的设备我们买，你只要给出技术指导就可以。后来我们发现国家不需要了，疫情转移全球。一个月前国际组织调查公布的资料中显示，中国在世界上表现好的、和援建疫情有关的世界NGO排名，排第一的就是猛犸基金。猛犸基金援建的第一个国家是日本，第二个国家是塞尔维亚，第三个国家是加拿大，加拿大蒙特利尔医院的实验室，实验室命名为“火眼白求恩实验室”。再之后到了法国、希腊、西班牙等等这些发达国家。这就是咱们中国的社会、中国的NGO在疫情发生之后的表现。所以说这个黑天鹅事件，对我来讲它是灰犀牛；只不过大家见到黑天鹅已经是过去了，其他的比如埃博拉、H1N1等，这些事件在我看来都是有关系的，我们也一直在做准备。这里再讲个简单的故事，武汉封城的第二天，两个大的财经媒体给我打电话了，说能不能给我们几套防护服？我说你们要防护服怎么要到我们这来了？他们说，因为看到我们发的照片，我们在武汉的万科小区的物业保安人员都穿着防护服，这是1月下旬的事。所以说我们在武汉，不是封城的时候我们才做准备，而是我们早就有做准备。他们问我们说能不能给5套？我说给20套！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准备好，从武汉积极调货，防护服、口罩、消毒液这些物资有充足的库存。虽然万科不知道会有冠状病毒，但我们准备非常充分。不论是猛玛基金会的未雨绸缪、还是万科小区物业的防疫准备，都是把黑天鹅事件当作灰犀牛事件来防范，提前布局准备，才能有后来的效果和局面。登峰是在2003年，这个是登顶的照片，墨镜都没摘，下着雪，刮着风。登珠峰的过程中，我几次死里逃生，想着只要能活着回去绝对不能再登了，结果没想到7年后的2010年，我第2次登顶珠峰。如果解释为什么会这样？我性格就是如此。一方面注重饮食运动、生活作息，在乎细节和逻辑；另一方面又充满游牧民族的野性和率性。我觉得这就是人性，缺了一方面，就觉得少了点东西。后来创建深潜也是如此希望能够深深扎下来，不要着急。我们总是太急躁了，不能老急着往前走，还要静下来，想一想到底该怎么做？为什么做？参加“新鹅湖之会”也是这样一个机会，大家坐下来想一想，这种就是深潜的“潜”，是潜心而不是潜水。疫情已经变成全世界的事情，不仅是中国的。面对这样的局面，简单来说是用6个字、3句话来概括，第一句话两个字“出圈”，第二句话两个字“交圈”，第三句话两个字就是“直播”。疫情把全世界的变局都推到了你眼前，尤其对传统企业来说，是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出圈就是勇敢率性地踏出去，打破舒适区，进入到你不熟悉的行业。
接下来就是直播，我（5月）30日下午四点到无锡，八点钟就准备直播了，即便每天都很忙，我还是在抖音进行了一小时的直播。这些媒介跟以前的传统媒体很不一样，我举这样一个例子，我们总是说如何面对变化以及如何面对未来？可现在这个当下，对于传统企业来说就是窗口期了，如果之前你不抓住这个窗口期，错过了，就没机会了，何谈面对未来呢？这是我想说的。当然，从登峰到“深潜”，从个人的转变角度来讲，是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转变。登山你只要做好自己就够了，但是赛艇要整个团队合作才能完成。对于企业来说同样如此，我相信每个企业刚开始的时候，都是企业家一个人在孤独地往前走，这就是企业家的特点。但仅仅停留在“个人主义”阶段是不行的，一定要从个人主义到培养团队转变。我的观点一直是，评价一个企业家是否成功，不是看这个企业有多么离不开你，而是你能建立起一套制度和文化，培养一个团队，当你不在的时候，企业也能运转得很好。这些年我越来越看到，对于中国很多民营企业来说，确实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很多企业已经处于自身发展的瓶颈中。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一把手的权力过于集中”，组织没有能量。创业初期，如果企业有一个好的领导者，权力集中确实会让企业发展迅猛；但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创始人本身的理念和能力的局限，会窒息整个团队的创造和活力。所以，创始人和一把手也要重新界定自己和企业的关系。万科从80年代就探索“现代企业制度”，从个人威权到团队主导，从“暗箱操作”到规范透明，从人治到组织能力升级……这些才是一个企业健康发展的坚固基石。这些年我给自己的新任务，就是能够在中国经济的转型期，把我的经验分享给更多企业家，为中国民营企业做一些事。我曾经说过，我的理想是让万科成为一个伟大的公司，创造一种文化，给社会带来正面影响。肖知兴老师和朱小斌老师为什么能从中欧出来成立领教工坊？我觉得无非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如何摸出中国企业管理方面的特点，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你要不断尝试。我看到肖老师带来了很多中欧那边典型的一套西方逻辑、西方的教学方法以及西方的案例，然后试图与中国的一些案例结合起来，有些人可能很抵触这样的模式。但是，现代社会、现代企业、现代文化的一切主流是西方产生出来的，如果说要摆脱这个语境重新搞个新的出来，条件具不具备？问题就出现我们连西方这套语境都不太了解。反而我觉得像肖老师和朱老师现在引导大家走的这条路才是对的。先不要说你喜不喜欢，首先要了解他是什么，然后再进行比较，也不能一来就投入他的怀抱。我拿我自己举例来说，我对中国传统文化几乎就是白板，后来2011年到了哈佛，一比较，我才发现，我作为中国人，血液里流淌的是华夏这个民族的血，但我对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了解。于是我就在哈佛跟本科生一起学习中国的传统哲学课，跟比我女儿年纪还小的人一块听课，试图了解自己，之后了解西方，进行了比较之后，才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要怎么做。中国到了21世纪，我们都能感受到东西方文明出现了冲突，但其实在一般的西方语境当中，东方和西方指的都不是我们。中国这样的人口、市场和势头，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个冲突从好的方面来说，就是交流的开始，表示人们开始正视他了。所以表面上的中美经济贸易摩擦，背后的含义我非常同意亨廷顿的观点，两个超级大国是两个阵营，东方那个阵营消失之后，真正的下面文明的冲突是21世纪才开始的。我们现在正在开始中，机会实在是太多了，当然，机会和风险也是同时存在的。现在我们的知识分子在西方受过严格训练后，要成立这样的一个学习型组织继续往前走，而且还尊重中国的传统文明，像领教工坊这样，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我们知道米老鼠是迪士尼文化的一个象征，它的消费对象主要是儿童。正因为儿童家长带着去，迪士尼的文化就一下子打通了，用户数量非常大。土拨鼠是什么？是北美草原上的一种动物，这种动物非常有意思，它们有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组织。它们有自己的“语音”，就是它们的叫声，靠声音辨别是不是你。每个家庭非常小，占的土地也非常小，但它们之间的联络是社会联络，非常密切。2010年我们明确了要做一个国际一流水平的儿童医院，专门考察的对象就是美国。后来跟几个专家谈了谈，最后选择了匹兹堡儿童医院，这个医院虽然并不是排名最靠前的，但他们的仪器放在中国也够用。我们发现，这个儿童医院里的仪器设备，跟正常的相比最大也不会超过三分之一，比如核磁共振、CT等等，都是按照儿童的尺寸来做的，而且是彩色的。这时你就会发现，你进的不是医院，而是迪士尼乐园，刚刚说的米老鼠，就是这个意思，医院可以做的像迪士尼乐园；更有意思的是医生给儿童看病的时候，桌椅是儿童的尺度，你想如果医生办公桌那么高，儿童肯定很不舒服的。这里的儿童医院没有紧张感，完全是从儿童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的。我们10年前，就决定要做这样的医院。我们决定在深圳建立这个医院，后来发现地下有地铁通过，震动对于普通办公楼没问题，但不符合儿童医院的标准，所以又得换地方。为什么又提到土拨鼠？疫情来临之后，万科的团队与清华大学共建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来进行防疫和预防，“土拨鼠”的概念就是许多行业生存的组织社会。他们的机制是在这样的环境系统里建立起来的，在中国，我们都要对这样新的路线进行重新反思，跟社会的需求建立紧密的联系。
回到我们做企业上来，我再补充一代我的访学思考。在哈佛学习，对我影响最大的一门课竟然是“中国古典道德和政治理论”。
我们这代人，从小受到五四批判精神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持虚无或批判态度，尤其是我，从小没经过系统训练，对传统文化更是疏离。我到哈佛才发现，我不仅不了解西方文化，连东方文化都不太了解，国外很多机构和大学都有专门研究中国的机构，对亚洲文明持肯定和客观的研究态度。我作为一个中国企业家，在这样系统学习和比较东西方文化后才知道，文化其实没有好坏之分，更重要的是理解其中的差异，看看哪些该吸收，哪些该结合，思考作为一个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人，如何在全球文化中找到平衡。知己知彼，拥抱变化，保持谦卑，这样的心态和格局，才是属于未来的。对于中国民营企业家来说，更是如此，当你思想转变后，才会更加心平气和看待很多问题，更加全面地理解这个世界的逻辑，才有机会成就一个世界级的美好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