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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润对谈吴军:给腾讯和所有上进企业的4点建议

2020-08-14 14: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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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军老师是我特别敬佩的老师。

他是计算机科学家,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先驱者,是谷歌公司的智能搜索科学家,腾讯公司的前副总裁,同时也是硅谷著名的风险投资人、畅销书作家。 
他著有《数学之美》、《浪潮之巅》、《硅谷之谜》、《智能时代》、《文明之光》、《大学之路》、《全球科技通史》、《见识》、《态度》等,本本都是超级畅销书。从我到我儿子小米,我们全家都是他的书迷。 
同时,他还是教育专家,古典音乐迷,酷爱逛博物馆,见过90%以上世界名画的真迹,他是优秀的红酒鉴赏家,他精通历史、艺术、哲学、摄影、投资、商业……把他在任何一个领域成就单拿出来,都让普通人望尘莫及。  
他在采访中曾谈到“腾讯没有to B基因”,一时间变成了全民热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我自己是一个战略顾问,也在帮很多传统企业做转型。“企业的基因”一直是我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 
所以,这一次我专门联系到吴军老师,想要跟他聊一聊,说腾讯没有to B基因的时候,到底是在说什么?这背后有什么样的逻辑? 

我把访谈的内容整理出来,再次分享给你。

本文首发于2019年。





 1 


这次访谈,我们总共聊了两件事: 

1、to B 和 to C 到底有什么区别? 

2、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基因层面的,还是能力层面的? 

吴军老师说,to B 和 to C,它们的区别在于基因层面。 

听到这里,我特别感兴趣,我问吴军老师,你是怎么定义“基因”的呢?到底什么是“基因”? 

吴军老师说,基因这个词儿用在企业界其实更晚一些,它最早是有完整理论的,翻译过来叫做创始人的作用,这个理论在1942年左右就被提出来了。 

它指的是,任何一个组织在形成过程中,都会受到早期创始人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这个影响持续的时间还很长。 

比如,美国建国距今已经200多年了,今天你去到波士顿地区,还是能够感受到当时来自于英国清教徒移民的文化,这几乎很难被其他文化所融合和改变。 

公司的发展其实也同样,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创始人意识形态所限制的。 

比如,一家公司一开始的核心成员有十几个人,他们的价值观和做事方法是相同的,那么慢慢吸引进来的人,他们的价值观和做事方法也都类似,也许有一些人不认同这样的价值观和做事方法,但经过几轮迭代,他们也会主动或者被动地被筛选出去了。 

慢慢地,这样的价值观和做事方法就会被强化和固化,也就形成了这家公司独特的基因。 

基因不是表面上所做的业务,而是内在的价值观和做事逻辑。 

比如,IBM 一开始做制表机,后来做计算机,再后来干脆直接卖服务,虽然表面上,他的业务变了,但这其实都是在同一个 to B 的基因之下,生长出来的不同能力。 

他从一开始,就是做 to B(面对企业)的,他强调销售和服务。to B 是 IBM 骨子里的基因。 

再比如,微软一开始做 PC,后来又做云计算,它的基因变了吗? 

其实没有。微软也一样,直到今天,他在世界各地(除了中国,中国是个特例),做的都是 to B 的业务。 

他的 Windows、office 等系统,是面向企业用户的,在美国,他会数你的企业有多少张办公桌,一张办公桌收2到400美元,按桌收费。

因为要满足各种公司、上上下下的所有需求,所以他的 Windows、office 等系统,功能非常强大。 

而苹果公司,一开始就做的是 to C,他面向个人用户。因此他功能并不一定最多,但他更关注颜值,更关注体验。 

微软和苹果之间基因的区别,其实从创始人盖茨和乔布斯本人身上就能够看出一二。 

盖茨从一开始,就想通过微机挑战 IBM 这个权威,他面向的是企业用户。而乔布斯,他一直强调艺术和技术的结合,他面向的是个人用户。 

公司的长期发展,会持续受到早期创始人意识形态的影响。这就是企业的“基因论”。





 2 


吴军老师把“企业的基因”解释得非常到位,我作为战略咨询顾问,对“企业的基因”稍微有一点点研究,我试图来补充和总结一下。 

“基因论”并不是宿命论。 

我们研究企业的基因,不是为了解释死,而是为了寻求生;不是为了用来安慰为何失败,而是研究如何再次成功。

克里斯坦森写过一本书,叫《创新者的解答》,他在书中说,所谓“基因”,拆解开来,有三个东西:价值观、流程、资源。

什么是“价值观”?

价值观,就是你心中的那个坚信:什么都会错,这肯定不会错。

传统金融觉得:什么科技金融,你们只不过在国家还没有监管到你的前提之下,干了一些非法的勾当而已。你懂什么风险管理,你懂什么信用管理?

这就是价值观。

那科技金融呢?他们觉得:你们这些银行,老朽、腐败、低效率,你那叫什么风险管理?你只不过把200万的房子拿过来抵押,借给人家100万,你有什么风险?你试着在没有抵押的情况下,也能把钱借给人家,再收回来。这,才叫风险管理。

这也是价值观。

你觉得谁是对的?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讨论这个问题,是要打起来的。

价值观最大的特性之一,是很难被改变。而且,成功次数越多、时间越长,越难被改变。

“把产品做好,就可以不看人脸色”,这是很多 to C 互联网公司工程师导向的价值观。

但这一定“对”吗?或者说,放之四海而皆准吗?

在很多 to B 的公司,是销售导向的价值观:客户就是你的亲爹亲妈,对也要伺候,不对也要伺候。

你觉得谁是对的?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讨论这个问题,是要打起来的。

然后,是“流程”。

真正的转型部门,与成熟流程通常是格格不入的,一生下来,就会受到暴击。

比如,集团财务部会问转型部门:你明年预算是多少?

转型部门负责人说:哎呀,明天怎么做,我都不知道呢;明年怎么做,我哪儿知道啊?明年的钱,我花到哪里是哪里,您看行不行啊?

集团财务部估计一巴掌就拍过去了:你怎么不上天呢?我们每个部门、每个子公司、每个事业部都有自己的预算,你不告诉我你明年打算花多少钱,我怎么给你留呢?

可是你想一想,当年创业的时候,你懂什么叫预算吗?

创业时,估计你完全不懂什么叫预算。你不知道要花多少钱,也不知道怎么花。不停尝试。

直到成熟后,才开始建立预算制度。那你为什么要用预算制度,管理转型呢?

因为你在成熟期待久了,就再也受不了“不可预测”。

最后,是“资源”。

一个人把A这件事干得非常好,当了副总裁。但是,现在公司转型了,更需要干好 B 这件事的能力。

一开始所有人欢欣鼓舞,转着转着,A 突然意识到:啊?原来转型成功,就是以干掉我为代价的啊?

他会立刻从转型的推动力,变成转型的阻力。

企业,是由个人叠加而成,但又不同于个人。每一个组织里的人相互作用时间久了,都会慢慢显现出区别于个人的、独特的群体属性,甚至生命特征。

这种体现为稳定的价值观、流程和资源的生命特征,就是企业的基因。

基因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但也并不是不能改,只是其难度,远远大于拔牙、减肥,或者练出八块腹肌。






 3 


明白了什么是基因,那么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吴军老师说,to B 和 to C 的差异,是在于基因层面,而不是能力层面呢? 

想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要先理解,基因层面和能力层面之间的差别,到底是什么? 

先天具备的,叫基因;后天习得的,叫能力。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会长出双手,是因为你有手的基因;而你会用手来写字、搬砖、锄地,这是后天所习得的能力。 

但这些能力成立的前提是,你得首先有手的基因,如果你没有,那你想学会写字、搬砖和锄地,就会非常非常困难。 

达尔文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讲的就是基因层面。

而我们经常说的,用进废退,这讲的就是能力层面。 

如果你想要获得的新能力,在能力层面,那你只要通过学习就可以了。 

比如,你已经拥有了手的基因,这个时候你想学会打字,你只需要学习一下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想要获得的新能力,在基因层面,那么就必须通过进化,也就是基因的变异。 

这个道理,对应到企业中也一样。

在我们讨论企业转型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区分,企业想要获得的新能力,是在基因层面还是能力层面。 

不同的层面,对应的方法论是完全不同的。 

基因层面,对应的方法论是转型,而能力层面,对应的方法论是升级。





 4 


明白了基因和能力的差别,我们再来回答刚才的问题: 

吴军老师为什么会认为,to B 和 to C 的差异,在于基因层面,而不是能力层面呢? 

吴军老师说,因为这涉及到了价值观。 

在一些 to C 的公司,产品经理是一等公民。在他们的价值观里,只要产品做得好,其他都不那么重要。

因此销售和服务人员就显得非常弱势。做贴身服务的人,可能不但不会获得奖励,反而会被别人看不起。 

但是,在 to B 的业务里,贴身服务极其重要。

这个时候你想要转型做 to B,“产品至上”的价值观和文化不但不会帮助你,反而会成为非常大的阻力。 

当价值观和文化开始成为你的阻力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这是基因的问题。 

吴军老师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美国有一家做早期癌症检测的公司 Grail,它的测序量和计算量都排在世界前几,当时 google 和亚马逊都想做它的云计算生意。 

这家公司的创始团队都是从google出来的,但是他的云计算服务并没有选择 google,而是选择了亚马逊。 

为什么? 

因为企业的云计算业务,服务非常重要。 

在 google,如果你想要派20个全职工程师,专门去为企业做支持服务,几乎没有工程师愿意去。

因为 google 的基因是 to C 的,google 的工程师会觉得,服务企业对我的职业发展没有任何好处,你要是一定让我去服务企业,那我就换项目。 

但是亚马逊不同,它有着 to B 的基因,所以他派出一个20个全职工程师团队专门做服务,就非常容易。 

这种差别来自于基因层面。 

在转型之前,你一定要先区分问题到底是来自基因层面,还是能力层面。 

如果你不做区分,你就会认为,我只要努力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问题来自基因层面,你越努力,内部的阻力就会越大,你就越无法转型。 

所以,承认问题来自于基因层面,这是第一步。 

承认问题来自于基因层面,这并不意味着,你就没有办法改变了。 

改变基因,也是有相应办法的,那就是转型





 5 


关于转型,吴军老师提出了4个特别好的建议。 

1. 不论哪种基因,只要能把它发扬光大,就足以做得非常成功。 

千万不要觉得,我一定要拥有三种基因,把三个方面都做到极致,比如又想销售第一,又想产品第一,还想研发第一,这你是做不到的。

你不可能三条马路一个人走。

任何一个基因,都有他的优势,只要在你边界内把一个做到极致,就足以非常成功。

你看今天市值世界前十的那些大公司,大部分都是单一基因。

一个,就足够了。

2. 当你不得不转型,也就是需要改变基因的时候,你需要有很大包容性。

当一个企业不得不转型的时候,通常是他所在的行业开始下行了。

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的转型策略,通常不是你自己母体的转型,而是需要“生儿育女”。在每次生儿育女的过程中,基因就有机会发生突变。

什么意思?

以海尔为例。海尔是一家年收入2000亿的商业帝国,全球第一白色家电品牌。

如果时代发展,家电行业巨变,大家不再需要冰箱和洗衣机,1000亿收入就面临巨大风险。那个时候,你到哪里去找1000亿收入来补呢?

如果我们找的是1个亿收入的商业机会,可能满地都是。而能让一家公司获得1000亿收入的商业机会,一个时代也没几个。

所以,海尔采取了“生儿育女”式的转型方法,把机构分成平台、小微、创客三层。

海尔是平台,生下的2000多个儿女是小微,员工是创客。给儿女们资源、资金的支持,你们去发展吧。谁能从市场上拿到投资,表示你们成年了。

这2000多个小微,可能生生死死,最后活下来的,就能延续海尔的辉煌。

在“生儿育女”的转型当中,你要注意的是,需要给你的“儿女们”足够的自由。

硅谷的成功,来自于他对叛逆的宽容,以及对失败的宽容。

转型的时候也同样,你得允许你的“儿女”做事方式跟你不一样。这样你才有可能转型成功。

3. 如果你在某个基因上真的有缺陷,那你要懂得横向合作。

比如你的服务就是做不好,那你可以去和服务做得很好的企业,比如 IBM 合作。

IBM 实际上不光在卖自己的服务,它其实还在替很多企业做IT服务,在服务方面,它特别擅长。

合作共赢,这也是弥补自己基因缺陷的好办法。

4. 相比于国外,中国IT行业的to B的历史实在太短,所以还需要多学习。

中国几家上市的 to B 软件公司,包括东软、青山、用友,金蝶等等,它们的市值加起来才是 adobe 的一半,而 adobe 都不能算是一个太大的软件公司。

我们IT行业的 to B 的历史实在太短,也没有形成很成熟的市场。

相比之下,国外的很多 to B 企业,比如 oracle、IBM、微软、adobe 都做得比我们好很多,我们需要向他们多学习。




最后的话


“基因论”并不是宿命论。 

我们研究企业的基因,不是为了解释死,而是为了寻求生;不是为了用来安慰为何失败,而是研究如何再次成功。 

吴军老师在之前的采访中说,腾讯没有 to B 基因,其实并不是说腾讯就做不好 to B 业务。 

腾讯当然可以做 to B 业务,只不过他最大的阻力来自于现有的基因。 

想要真正做好 to B 业务,就需要承认这是基因层面的问题,然后在基因层面去做一些改变,才有机会转型成功。 

理解了这些逻辑,我想你就会明白,吴军老师说腾讯没有 to B 的基因,其实并不是表达对腾讯的不满,而是在表达一种发自内心的关爱。 

祝福腾讯。

前20年,腾讯在 to C 领域,非常成功;希望后20年,腾讯能够继续在 to B 领域,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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