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心里的蓝色烟花，是这座楼的顶层。我只想做最美的烟花。” 

电视剧《三十而已》中的许幻山大胆开麦，在顾佳收拾行李将他扫地出门前，口水四溅地说出了心里话。

在这场婚外情败露的对峙中，许幻山狡猾地套用了“梦想被压抑”的借口来合理化自己的出轨行为，甚至将他的错误归咎于顾佳的“野心”——12楼遥望顶层复式的“野心”。

许幻山完全说错了吗？他错在出轨，却巧用象征来指责顾佳误入太太圈的经历。

蓝色烟花不禁让我联想到《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绿光，两者皆为象征。

蓝色烟花代表着顾佳的顶层梦，出现在2020年一部流行的中国都市剧中；绿光则是盖茨比的黛西梦，这部1925年出版的小说早已是美国文学经典。

它们相隔一百年，却存在于相似的社会中，映射着雷同的焦虑。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被称作爵士时代，关键词为：战后繁荣、挥金如土、享乐主义、消费兴盛……充裕的物质、前卫的科技让这个时代史无前例地咆哮着，纽约像个狂欢的大派对，爵士乐24小时大作。

在柯立芝繁荣中（一战后美国经济飞速发展，而这一时期恰巧在柯立芝总统任内），美国托拉斯（垄断形式）逐渐成型，阶级差距日益拉大，而无数美国人依旧天真地相信着美国梦，他们像盖茨比一样，觉得绿光触手可及。

今天的中国，消费主义空前绝后，科技专利喷涌而出，赛博朋克指日可待。

当阿里、腾讯像当年大洋彼岸的美孚石油、通用汽车一样渐成垄断之势，无数国人依然相信这个盛世梦：阶级固化尚未形成，努力或能一夜暴富。

每个人都像顾佳一样，心中绽放着一朵蓝色烟花，执着于更上一层楼。

我说这两个时代散发着同样的气息，是因为隐隐感觉到：

空气中一样是金钱的味道，阶级尚在流动之中，但这种流动却也正变得越来越缓慢而浓稠，不过身处其中的人们依旧壮志凌云。

新中国建立71年、改革开放42年，电视剧已经开始谈论“老钱”（old money，指继承的财富）。是的，有钱还不够，这个钱还得“老”，老得有底蕴、有文化。

《三十而已》最早出圈的是那张太太圈合影，而这部剧也恰恰在开头就已达到高潮。合影中，七位太太侧身站立，微微颔首，人均爱马仕铂金或凯利包，顾佳孤零零的香奈儿拼命往身后躲藏。

最昂贵属C位富过三代的李太拎的喜马拉雅铂金，顶层“新钱”王太在壕上自然也不能逊色，至少鳄鱼皮凯利起步，但站位却已是几人开外。

随着咔嚓声响，顾佳在合影中逐渐跻身至C位李太身旁。这一边，顾佳计算茶厂利润兴奋地睡不着觉；那一边，原来这李太是拿茶厂狙击她呢。等顾佳回过神来，为时已晚。

她回到上海会所跟李太对峙，大约是理亏，太太们这时倒也乖乖听着顾佳数落不还口。然而到底是顾佳吃了亏，她以为是资源置换，这太太圈的人却是见她“吃相”紧迫，故意拿茶厂“提点”顾佳，仿佛在说——你跟我们不是同一种人。

这种阶级的倾轧似曾相识。盖茨比和情敌汤姆对峙的那一幕：夏日纽约，冰块嘶嘶冒着冷气，黛西痛苦地陷在沙发里，不知道选择与盖茨比再续前缘还是继续和汤姆的婚姻。

汤姆傲慢地对盖茨比说，你跟我们从来不是同一种人，并揭露盖茨比的出身和私酒生意。盖茨比挥起拳头发怒反驳，一瞬间忘记了所有的绅士做派，众人惊恐于他的失态，他们尴尬的眼神仿佛更加确认了——噢！你跟我们不是同一种人。

真是一句伤人的话。现今这个政治正确的年代，大概没有人像汤姆一样愚蠢到将这句话说出口，但阶级真的不存在吗？

尽管我们羞于承认，可阶级就像“房间里的大象”，只是我们集体假装沉默，但越避而不谈，这根刺就越扎在每个人心上。

于是，当我看到《三十而已》剧中“老钱”忙不迭与“新钱”划清界限时，便想，今天阶级固化已久的英美是怎样对待这种阶级鸿沟的？

曾遇过一个采访对象，他是伦敦某家金融科技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永远在用是否有狂欢派对（big party）的标准来定义一个地方好不好玩。

他跟我说，上海就像西伦敦，万物精致，但北京更有意思，曾在跨年夜参加过厉害的big party。我不置可否。

跟另一个英国朋友谈起这个采访对象，我说：“聊天时问他喜不喜欢一个地方，他觉得只要有big party就万事足，好像听起来挺肤浅，可人家明明主修的是古典学（Classics），应该有深度才对。” “他是哪里毕业的？” “牛津。” 

这位朋友撇了撇嘴：“我就知道，我跟这样的人像在两个世界，他修古典学不代表真的喜欢研究古希腊文学哲学，可能只是需要漂亮的学历而已。” 撇嘴的朋友或许真看不上那位， 毕竟他有博士学位。

比英国更年轻开放的美国，也早已形成“老钱”与“新钱”的分野。

家人经营外贸，曾想介绍两名美国客户互相认识。一位一生无忧，早早搬到佛罗里达养老；另一位本无根基，但女儿是华尔街高管。没想到，前者并不想与后者会面，让人惊讶于他的保守。

不过他解释，“大家生活方式本就不同，介绍我们认识，对方不一定理解我的生活方式，甚至还可能觉得我在炫耀，那又何必让别人烦恼呢。” 原来有时候这不是阶级壁垒，只是有钱人避免你嫉妒的善意。

欧美阶级固化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们反倒都不那么焦虑，大家集体表现出——安于自己的圈层。

中产虽不敌上流的财富，但执着于发展出一套文化资本来让自己卓尔不群；上流泰然自若，并且无意于外露资产；工薪阶层由于无力改变现状，倒也觉得待在自己的圈层更为舒适。

如果说美国还有美国梦的鞭策，那么欧洲民众更不在意其他阶级如何生活。这种状态的优点是，免于焦虑，尤其像北欧德国的高福利制度，足以让普通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缺点在于命定因素过强，实现阶级跃升的机会小，由于大家缺乏野心，社会展现出安逸却暮气沉沉的氛围。人们不再追求有钱，而是追求有趣。

反之，中国好在阶层依然保持着流动，尽管这种流动正在逐渐固化。

计算机专业成为了许多人实现阶级跃升的最大机会之一，考古系如此有底蕴的专业竟被全网群嘲。

然而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的那批人又不断往“老钱”的标签上靠，试图补习自己最缺失的文化美学品味，这种矛盾太魔幻了。

中国正被金钱分散着过多的注意力。大家崇尚于谈论财富，无论拜金或仇富，其实都证明了关注度。

如果你对那个阶层无感，又怎么会花时间关注它。因此，顾佳那种住着12楼望着顶层高的焦虑，投射到了每一个力争上游的中国人身上。

美国作家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在1983年出版了《格调》（Class），直译过来应该是阶级，不过，格调正是阶级的表现形式。

由于人人追求与众不同，所以不同阶级都在通过外型、穿戴、家装以及文化、娱乐消费来体现自己的品味。光有钱可太单调无趣了，必须砸钱用文化和品味来武装自己的形象。

以穿戴为例，福塞尔指出，中上阶层女士几乎无一例外地身着灰色法兰绒裙或者卡其布长裤，但无论什么衣服，最理想的颜色是藏青色。除藏青色外，颜色越柔和或黯淡越有档次。

至于面料，越有生物成分越有档次，比如羊毛、丝绸、棉。对真正的中上阶层，尤为重要的是完全摒弃人造纤维。

福塞尔分析，工薪阶层感觉到有必要穿戴易读服饰，比如穿上一件印有“可口可乐”字样的衣服，他们就会觉得自己与某个全球公认的成功企业有了联系，于是在那个时刻里获得了一种重要性。

福塞尔写道：“商品标志在近日拥有一种图腾般的魔力，能为其穿戴者带来荣誉，一旦披戴上可读衣饰，你就将自己的私人身份和外部的商业成功混同为一，弥补了自身地位无足轻重的失落，并在那一刻成为一个人物。”

这套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社会阶级法则，出乎意料地适用于今天的中国。

在这个拜物的时代里，logo充斥在任何目之所及的地方，而不少消费者也开始鄙夷logo，刻意选择无logo的设计，以便被旁人“识破”后，获得低调且奢华的双重美名。可这不是另一种虚荣吗？

《三十而已》是一场消费主义的盛宴，在细节中地道展现了品牌与人设之间的关系。准确地说，顾佳不算中产，至少可以跻身富裕阶层，毕竟许幻山有自己的产业。

上海沿江大平层的室内设计算得上西伦敦现代风，环形沙发里的Fendi靠枕、大理石中岛台上的Smeg咖啡机、玄关时常更换的新鲜绣球花……这些堆积在房子里的品牌和物品都对标着顾佳和许幻山的经济收入。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顾佳第一次上到顶层，目睹王太刚从拍卖行拿下了莫奈的一幅睡莲“真迹”（最后一集王太坦白，这画是赝品），尽管附庸风雅的王太还以为睡莲是梵高的作品。

王太缓缓道，这花永远不败，总该算得上有品味了吧。顾佳惊诧的眼神持续到了回家以后，一为有人竟买得起真迹，二为王太竟连莫奈梵高也分不清。

于是顾佳向许幻山表示，“我30岁住在12楼，到了王太的40岁还住不上顶层吗，我又不比她差。”

房子是硬通货，但你不能带着房产证行走。一出街，手袋成了女性身上最显眼的物件，也就成了品味的代名词。

顾佳需要一个鸵鸟皮的爱马仕凯莉包敲开太太圈的大门。由于爱马仕奇葩的配货模式，营造出一种错觉——你越能买得到稀有款式，代表着你的财富和人脉越强。

爱马仕本没什么，当你的圈层里人均爱马仕之时，你没有就成了格格不入。《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就流传甚广，书中这名人类学博士妈妈在某段时间疯狂念想着得到一个铂金包融入上东区。

基本上没有太多女性能够抵御手袋的诱惑。钟晓芹出书得到版税以后，挎了只奶茶色Celine鲶鱼包，符合作家人设。

至于王曼妮，在登上游轮前置办了一身行头，印象中出现了BV云朵包，符合她喜欢奢侈品又追求特别的人设。

毕竟她对梁正贤严正表示，自己跟聚会上的那些大佬女伴不一样，那么她也就跟拎香奈儿爱马仕的大众女孩不一样。

当太太圈人手一只爱马仕的时候，鲍德里亚就有话说了，他在《消费社会》中无情调侃：

“委身于奁品（家用物品）的女性，实现的不仅仅是某种经济功能，而且还有女人们那种贵族式或资产阶级式游手好闲派生出来的名望功能，她们通过它体现了她们丈夫的名望……她在支配着家庭物品等二级标志的同时，自己依然是一种标志。” 

是的，太太们通过爱马仕展现了丈夫们的名望，然而支配爱马仕的她们，也不过是丈夫的附属品。

当然，有人会说，那独立女性买包又怎么算。不像爱马仕约等于贵妇形象，近几年，Celine, BV, Loewe等品牌在讲述着别样的故事——低调、质感、清冷、文艺范儿。

尽管花自己的钱买包，但你依旧没有脱离消费者的身份，并且在为这类虚无缥缈的含义支付高额账单。

鲍德里亚也没有放过这类消费者，他讽刺：

“一些阶级就这样全体投身于女性形象，发挥着消费者的功能。因此他们被提升为消费者也就意味着他们彻底从属于自己的奴隶命运。然而与家庭妇女不同的是，他们被异化了的活动远远没有被遗忘，而且撑起了今天国民计算的美丽天空。”

好一个“撑起了今天国民计算的美丽天空”，在消费社会，我们作为消费者，甚至比作为生产者更光荣呢。

以物质为载体，用消费证明品味，借品味定义阶级，这是现代社会一场多么合理的共谋。

03

太太们不够格，梁正贤倒是片中较为接近“老钱”的角色，毕竟品味与审美才骗不到人，还有他对自由的向往。

当然若是空有品味而无资本，又会被群嘲只不过时尚杂志男编辑尔尔。

只是，我对梁正贤的自由论也很怀疑，他说自己不婚主义，希望一南一北，可是他又能接受漫妮同时拥有不同男友吗？

梁正贤与王漫妮分手那场戏，漫妮一件件脱下自己的衣服，还给面前的这个男人，当脱到最后一件丝绸吊带时，她拉着衣角的手在空气中僵住了，镜头一转，整个餐厅的食客都在盯着漫妮。

梁正贤环顾四周，对着漫妮摊手道：“你看，这就是你无法否认的。” 

没错，漫妮无法否认的是，她在意别人的目光。

而富人从不那么在意别人的目光的。福塞尔就在《格调》中指出，上流阶层最不在意公众目光，中产阶级最渴望在别人眼中保持完美形象。

的确，论放飞自我还是属马云，年会女装也好飙歌也罢，因为他根本不在乎被评价。如果有钱有什么好处，大概就是这份自由。

而我疑惑的是，有钱的女性到底能获得多大的自由，这里有两段故事。

我在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遇过一位六十岁左右的女士，初初第一眼，我觉得她像施南生，气质绝佳。因为邻座喝咖啡，便交谈起来，甚至隔天喝了下午茶。

如果看过《摘金奇缘》，她就属于那部电影中杨紫琼的原型，所谓“南洋老钱”代表，清末民初祖辈从广东到马来西亚经商，族谱可以追根溯源到文天祥。

她跟我说，当年在英国一路念完书以后，虽然自己学的是时尚专业，但没得选择，还是回家继承了生意。

直到去年，把生意结束，跟英国丈夫离婚以后，现在开始重新拾起年轻时的专业。

她给我看随身带着的设计草图绘本，我说，你画的很不赖啊。她六十岁，眼睛还是很亮。当然，她的钻石耳钉也很闪亮。

依旧在骑士桥，另一个离哈罗德百货（Harrods）不远的咖啡馆，一位六十岁的伊朗女士提醒我要照看包包，因为她的儿媳是中国人，于是也和我攀谈起来。

我好奇她来到伦敦的缘由，原来是因为80年代的两伊战争，举家被迫搬到了伦敦置产。

我看一名像黑手党一样的年轻人跟她打招呼，她告诉我，那是她女婿，这间咖啡馆就是她女婿开的。这让我不禁怀疑过分好吃的布朗尼里面会不会掺了大麻，玩笑话了。

这位女士看上去像帕丽斯·希尔顿二十年以后的样子，通身粉色，她刚从健身房出来，并挎了一只玫红色爱马仕凯莉包。

交谈中我觉得她挺单纯，是那种一生都没有工作过的骑士桥贵妇，我好奇伊朗现在的局面，她说偶尔也会回去，在自己的国家还拥有土地。

第一位华人女士跟我强调了家族责任，这是她年轻时回国继承家业的原因。我问你后悔吗，她说，当时没得选。

我在想，她会不会错过了成为周仰杰（Jimmy Choo）的机会。第二位伊朗女士没有跟我谈过理想，她或许一生都在家族财富的护荫下成为了黛西口中“美丽的小傻瓜”，她无需理会鲍德里亚的嘲讽，因为爱马仕若让你开心，它再贵也已报效。

这两段谈话让我懂得，财富的确是通往自由的利器，因为财富可以让你更有底气不怕别人的指指点点，也可以让你随时追寻梦想。

然而财富始终不等于自由。如果倚仗父辈的资产，恐怕会担起家族责任而从事自己并不喜欢的事业。

倘若甘心沉迷于物质享乐，那么自己都不会意识到陷入了消费主义陷阱。更不济的，依靠的还是夫家的财富，只能诸如剧中各位太太般，互相较劲碾压，却随时可以被剥夺“零花钱”。人人都谈不上自由。

那么有没有一类人超越所谓的工薪、中产、上流阶级而真正自由呢？

19世纪，马修·阿诺德对英国的社会阶层进行了仔细审察后，确定了划分阶层的标准三分法，并继而阐述道，每个阶层里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觉得自己并不属于这个阶层，想从里面出来。阿诺德把这些人定义为“异类”。

福塞尔在《格调》最后章表示，是有一种“另类”（category X），他们见多识广，拥有好奇心，擅长独立思考，对文学、历史、美学兴趣浓厚，往往从事自由职业。

他们的穿着不属于任何阶级，但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我比你更自由，更气定神闲”或者“我比你更聪明，更有意思：请别让我感到厌烦”。

做一个另类，就如同拥有了上层人物所拥有的大部分自由和一部分权力，只是没有他们那么多钱。

福塞尔用揶揄的口吻分别讽刺了上层的无趣、中产的虚荣、底层的粗俗，继而赞颂了“另类”的自由。然而呢，福塞尔或许无意中也把自己归入了这个“另类”，落入了自我夸耀的窠臼。

那么用爱马仕或“另类”来标榜自己，谁又比谁更强呢？贵妇或学者，人人皆自恋。

作者 | 竺晶莹

编辑 | 小眠宝

来源 | 虎嗅APP（ID：huxiu_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