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洞察力就是建立各种事物运行的基本模型，然后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看到事物的本质。可我觉得，这恰恰是大部分人没有洞察力的原因。我们平时看待事件，都是带着显而易见的“模型”思考，结果大家得到的结论都是浮于表面的一致。在我看来，想要提高自己的洞察力，最好的老师是作家，越优秀的作家，越是对世界有不一样的深刻洞察。
比如钱钟书写的《围城》，几乎每一段都有一些深刻的洞察。
『 2/5 』两段奇怪的肖像描写孙柔嘉刚刚出场的时候，钱钟书有一段肖像描写：
“孙小姐长圆脸，旧象牙色的颧颊上微有雀斑，两眼分得太开，使她常常带着惊异的表情；打扮甚为素净，怕生得一句话也不敢讲，脸上滚滚不断的红晕。”这几句描述都是平常描写小姑娘的话，唯独中间有一句“两眼分得太开，使她常常带着惊异的表情”，看似怪异，实质上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洞察。孙柔嘉此时刚刚大学毕业，在战乱之中，一个小姑娘要跟几个素昧平生的男人长途跋涉到内地去，必然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想要自我保护，但她又没这个能力，只好用晚辈的方式努力讨好随行的人。你想，无论遇到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和无关紧要的话，都一律“哇，真真是好厉害哦”，这不就是小女生在职场上跟前辈处好关系的方式吗？只是钱钟书用文学的手法融入到肖像描写中。
非常有意思的是，五官“分得太开”的肖像描写，在《围城》开场就用过，这一次是用在一个小孩身上：“孩子不足两岁，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活像报上讽刺画里的中国人的脸。”小孩子就算不好看，也不至于这么丑吧？钱钟书为什么要对仅出场一次的小孩子“下毒手”呢？联系上下文：“苏小姐一向瞧不起这个寒碜的孙太太，而且最不喜欢小孩子，可是听了这些话，心上高兴，倒和气地笑道：‘让他来，我最喜欢小孩子。’”原来，这一段是苏文纨的第一次出场，这些感觉其实是她内心感受的影射，同样被钱钟书用文学的手法融入到肖像描写中。你看，其实我们中很多人内心深处是很讨厌小孩子的，只是大部分人都不想表现出来，以免让别人觉得自己没有爱心；而且很多时候，你会把对亲戚朋友同事的讨厌，转移到他们的小孩身上，觉得他们愈发讨厌了。所有网上才有那么多对熊孩子的声讨，现实中也越来越多的对小孩子调皮行为的暴力回击。《围城》中，几乎每一人出场时的肖像描写，都有一些奇怪的特征，实际上是这个人物内心世界的影射：苏文纨：皮肤在东方人里，要算得白，可惜这白色不顶新鲜，带些干滞。唐小姐：天生着一般女人要花钱费时、调脂和粉来仿造的好脸色。李梅亭：戴副墨晶眼镜，神情傲兀，不大理会人，并且对天气也鄙夷不理，因为这是夏历六月中旬，他穿的还是黑呢西装外套。顾尔谦：他虽是近五十岁的干瘪男人，却有天真妩媚小姑娘的风致，他的笑容比他的脸要年轻足足三十年，口内两只金门牙使他的笑容尤其辉煌耀目。汪处厚：没有枪杆的人，胡子也不像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像新式标点里的逗号，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
在所有的洞察力中，对人心的洞察最难，也最重要，因为你无论何时都要跟人打交道，你要理解他人内心的需求，还要知道这种需求会以何种方法扭曲的表现出来。
『 3/5 』五个吹牛的男人
一般而言，我们喜欢根据一个总体的印象，对他人定性，比如这是一个虚伪的人，然后再用这个特征去套这个人的行为，一切都显得那么做作。《围城》中有一段情节，方赵两人到汪家拜访，聊到汪家房子的精致，主人汪处厚说：“这算得什么呢！我有点东西，这一次全丢了。两位没看见我南京的房子——房子总算没给日本人烧掉，里面的收藏陈设都不知下落了。幸亏我是个达观的人，否则真要伤心死呢。”就着这个话题，钱钟书忽然跳出情节：我不是针对谁，我是说你们在座的各位，都——在——吹——牛：陆子潇说战前有两三个女人抢着嫁他，“现在当然谈不到了”；李梅亭说在上海闸北自己有一所洋房，被该死的日本人放火烧了，“损失简直没法估计”；
赵辛楣说假如战争不发生，“交涉使公署不撤退，他的官还可以做下去——不，做上去”……这五个人，至少方赵两人并不是作者着力讽刺的反面人物，可钱钟书还是拉来一起批斗。其实吧，男人聚在一起，总要吹个牛，吹牛肯定不希望被识破，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往无恶不作的日本人身上推了，就像钱钟书说的“日本人烧了许多空中楼阁的房子，占领了许多乌托邦的产业，破坏了许多单相思的姻缘”。你看，我们常常认为，自卑的人才会用吹牛来填补自己的虚荣心；但实际上，吹牛是所有人的天性。唯一不同的是，只有少数人吹牛吹成了本能，从来不管别人信不信；大部分人都是在判断不被识破时，才吹牛，就像米兰。昆德拉的名言来：只有安全的时候才是勇敢的，只有免费的时候才是慷慨的。
所谓洞察，就是把导致一件事情的主要原因拆分成多个因素，理清它们的表里关系，找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因素，帮助我们更好的看到事情的本质。
围城里还有一个敢在租界骂日本人的报馆主编王先生，是方鸿渐的上司，为人正直，对下属很好。因为得罪了日本人，被报馆逼辞。方鸿渐为了表示支持，也跟着辞职。这件事情听上去是个“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的感人故事，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王先生在知道自己要走后，就去通知方鸿渐，看起来很正常。实际上，方鸿渐前几天刚刚跟他说过：“你先生哪一天走，我也哪一天走”——这个通知的意思，不言而喻。钱钟书洞察了王先生的心态，在书中写道：“王先生是个正人，这次为正义被逼而走，喜欢走得热闹点，减少去职的凄黯，不肯私奔似的孑身溜掉。他入世多年，明白在一切机关里，人总有人可替，坐位总有人来坐。怄气辞职只是辞的人吃亏，被辞的职位漠然不痛不痒；人不肯坐椅子，苦了自己的腿，椅子空着不会饿，椅子立着不会酸的。不过椅子空得多些，可以造成不景气的印象。鸿渐虽非他的私人，多多益善，不妨凑个数目。”王先生是《围城》中少有的正直的文人形象，但这也不妨碍钱钟书也在他身上解剖人性。好人也是人，也有人性那些最基本的需要，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满足一下自己小小的、隐藏的欲望，又有什么关系呢？
说了这么多，似乎洞察人性就是从人性中最隐蔽最黑暗的角落里找东西，可这么做，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呢？
书中，一行人在去往三闾大学的路上，被战火困在鹰潭，进退不得。一天，方鸿渐上街散步，遇到一个卖花生的小贩在说家乡话，聊起来发现果然是逃难到此的老乡。方鸿渐的第一反应是欣喜，第二反应是洞察人性般的警惕——对方说自己逃难到此，又说自己“住在本县城里那条街”，接下来肯定是要跟他借盘缠了。谁知这小贩“并不向他诉苦经”，于是方鸿渐又放心、又感慨道：“这人准碰过不知多少同乡的钉子，所以不再开口了。我真不敢想，要历过多少挫折，才磨练到这种死心塌地的境界。”很多人在“洞察人性”之后，常常会习惯性地从人性最黑暗的地方去推测他人；很多人喜欢把人性中的弱点当成虚伪，把自己的恶意当成聪明，把阴谋论当成洞察力。一个人的身份被人顶替（虽然成绩是主动放弃的），十几年后，她发现了，要为自己讨个公道。不过，熟悉传播规律的她，虚拟了部分事实，以引起媒体的关注。真相大白之后，当初同情她的人，纷纷指责她撒谎，滥用公众的同情心。更有人很有洞察地认为，此人不过是利用此事来为自己的网店骗流量。我的公众号后台常常收到求助信，其中有一些人自称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对于此类信息，我自觉无法核实这些信息，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客观，所有人（几乎没有例外）在讲述事实时，总是要夸大对自己有利的情节，忽略对自己不利的事实，所以我很少回复。但从这些求助中，我总结了一个规律，想要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正确，必须考虑这个人面对着什么样的对手。她要面对的敌人不仅是她的老师，不仅是造假链上的15个人，而是所有曾经参与造假的整个公权力。她的处境是危险的，如果发了声，却没能把事情闹大，那么被消灭就是她自己。一个人在对抗公权力时，她必然是处于绝对弱势的，如果你遇到过这种困境，你就会明白，这是在面对一堵无限高无限远的墙，喊了别人也听不见，哭了也没人关心你。就像当一个人面对着一群歹徒时，我们当然不能指责他的反抗伤害到了路人。在这种情况下，但只要“身份被顶替”的核心事实不假，她的污点相对于她面对的黑幕简直不值一提。有人认为，她的“造假”转移了大家对另一位“完美受害者”的关注，但这种说法恰恰与事实相反，这两个人是同一件事，而不是相对替代的热点，正是“更离奇”的事实，才会引发大家对高考代考事件的整体关注。所以她不代表她自己，而是代表所有被偷走了人生的人。如果此时还要站在公权力一方洞察她，批判她，那真是……，我也不知道如何形容这种行为了。洞察力是一柄双刃利剑，你在直视黑暗的时候，黑暗也在直视你。所以我相信，越是有一双洞察人性的眼睛，越是需要有一颗悲悯人世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