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任何选择，归根结底都不会超出他的认知范围。

比如古代人祭祀山神，或者相信天降异象，不是因为他们傻，而是因为那是当时最科学的事情。

古希腊人真心相信奥林匹斯山上有诸神，和我们现在真心相信太阳系外有外星人，是一回事儿。

都是各自世界观的顺理成章的逻辑外推。

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决定了我们能认识什么，能追求什么，更决定了我们能达到的极限。这个东西叫做世界观。

1.世界观，决定我们能看到什么

15世纪末，欧洲人开始了他们的大航海，当时将欧洲人压着打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根本瞧不上海洋，他们认为海洋长不出庄稼，又不能供快马驰骋，他们表示：我们只需要陆地，至于海洋，留给基督徒吧！

而对于当时已经大规模航过海的明朝来说，船队之先进，规模之大，令欧洲人望尘莫及，但是，为了打击走私等原因，明朝选择了封海。

当时他们都没料到，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未来世界五百年。

这是不同的世界观。

大航海以来500年，同一个空间的人们，处在不同的世界图景中，过着不同的人生。

清华大学吴国盛教授告诉我们：“在西方语境下，我们看待世界的范式发生过一次变化，就一次。

而我们中国从近代以来，认识世界的范式也发生过一次变化，这个变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成。我们目前还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混合状态。

这唯一一次世界观的改变，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也就是16、17世纪，它改变了之前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世界观，代之以一种所谓的‘科学世界观’，典型代表就是牛顿。”

所谓的现代社会，由此诞生。

而我们当下的所有辉煌与困境，都以此为基石。

2.世界观到底发生了什么改变？

吴国盛认为：“从亚里士多德到牛顿，认识世界的范式主要改变了两点。

亚里士多德世界观的第一点，是本质学说。他认为，每件事物都有一个自己，都有一个自己的本质，认识一个事物，就是认识它的本质。

亚里士多德世界观的第二点，是目的论。就是说，事物要把它的本性实现出来，所以事物是发育的、生长的，它是有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奋斗的目的是实现自己的本性。

在亚里士多德世界观里，这两点都很重要。

但是在科学革命以后，这两点全部被废除了。

世界图景变了。

以牛顿为代表的世界观中，定性分析是低效的，定量分析才是科学的，这是第一个改变；第二个变化是，定量分析直接把这个世界搞死了。

比方，我们眼前的桌子其实不是桌子，而是一堆原子，你一拍桌子，你以为是手拍桌子，其实是不同原子之间的相互碰撞——在这个视野下，手没了，桌子也没了。

把质还原为量，意味着事物没有了自己的本质和意义。所以以牛顿为代表的世界观认为，除人之外的所有东西，都是原材料，自然是人的资料库和垃圾场。

根据人的需要，我们可以对世界做出各种各样的划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

从这个角度来看，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以牛顿为代表的科学世界观，改变了整个欧洲人的思维方式。

今天我们都是西方人，因为整个社会都接受了西方的思维方式，接受了西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认知方式经历了一次最大的变革，就是这一次，从公元1500到1700年这200年，诞生了一种名为‘现代性’的认知模式——现代性刻画了现代世界的各个方面，核心部分是世界观，而世界观的核心，名为科学。”

1.转型的核心，是应对西方科技的冲击

在这样的世界图景中，我们应该如何自处？

吴国盛认为：“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中国人从不情愿，到半情半愿地加入了现代化这个大潮，现在仍然是这样。”

比如，在时间上，从严复翻译《天演论》开始，我们的历法开始从农历变成格里高利历（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公布的历法，即公历纪元，又称“西元”），这背后是传统的循环时间观，变成了基督教的线性时间观；

空间上，我们从“四方之中”变成了《世界地图》，我们不是居住在大地上，而是居住在宇宙中的一个星球上；

历史观上，以世界主义和进化论相结合的欧洲中心主义，要求我们用欧洲的历史进程，来编排自己的历史进程。

我们的一部近代史，就是从不情不愿，到半情半愿地加入现代化的历史。

但是，现代化一条是必由之路。

吴国盛解释说：“之所以说现代化是必由之路，不说制度的原因，单看技术，它本身不是中性的，技术本身是有意识形态的，它跟另一套思想有关系。

也就是说，在应用技术的过程中，会直接催生出一套西方式的社会架构、政治架构、思想架构，这是肯定的。

我们曾经以为技术是中性的，可以‘师夷长技制夷’，结果发现并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技术不是单纯的工具和手段，技术本身具有穿透性，即使作为工具而言，你如果没有接触这个技术背后的东西，没有接触这种思维方式，你仍然不能够得心应手的来使用它。”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科学这一核心概念，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们必须理解世界的精神支点。

而我们在现代化中遇到的种种困难，都与我们对科学的理解深浅有关。

2.转型的困境：抓住了技术，忽略了科学

我们对科学的认知，首先来自我们近代的遭遇，也就是鸦片商人和他们背后的英国舰队。

船坚炮利的背后是近代技术，近代技术背后是钢铁、机械、雷达、火药等，钢铁、机械、雷达、火药背后是物理、化学、数学，而化学、数学、物理学背后，是古希腊的科学精神。

我们见识了技术的威力，顺其自然地忽略了科学的内涵。这样很容易抓住末端，忽视本源，“为学术而学术”在很长时间里是贬义词。

如果用机械的眼光看世界，那么万物是人手中的原材料，更有甚者，弱者就是强者手中的工具。

如果用基础学科的眼光看世界，组织发展遵循熵增定律，制造业发展遵循第一性原理，为什么任正非、马斯克可以创造出这样的企业，这是基础学科的威力。

如果用求真精神去看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我们知道哥白尼的日心说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哥白尼为什么会发现日心说？

吴国盛告诉我们：“哥白尼之所以要提出日心说来反对地心说，不是为了改变宇宙中心，而是为了捍卫某种原理。

哥白尼高度认同希腊人的宇宙观念，即宇宙必须是由和谐的天球层层相套。而托勒密‘地心说’的体系中，引入了一个‘偏心匀速点’，使天球的匀速运动中心与几何中心相分离，这是哥白尼最不能容忍的背离。

因此，哥白尼所发起的天文学革命的要害，首先不在于宇宙中心的变迁，而是在于对数学原则的坚守。为了捍卫某种原则，他不惜移动宇宙中心。

也是因为这一共同的动机，让开普勒、伽利略义无反顾地传播和发展哥白尼的日心说。”

近代科学发展了400年，以天文学为发端，以牛顿物理学的建立而告终。

从这个角度看，科学重构了世界，我们如何理解科学行为——是从技术威力的角度，从物理学原理的角度，还是从科学精神的角度——决定了我们自己如何进行选择。

我们对科学的理解有多深，决定了我们对现代社会的认知有多深，也决定了我们在这幅世界图景中，能走多远。

3.如何理解科学？还要回到它的源头

科学精神的实质是什么？

西方文明的基因是两希——古希腊和希伯来。古希腊提供了知识、科学、理性，希伯来提供了神圣、绝对、契约。

现代西方的强势，来自两希之间的一个不稳定的联姻。想要理解科学精神，还是要回到它的源头——古希腊。

对于科学精神的实质，吴国盛认为：“对于古希腊人来讲，科学就是追求事物本身，着眼于事物自身的精神。学习科学，并不是在学习一门手艺，而是在学习怎么做人。

希腊人把几何学称为自由学术的典范。

为什么是典范？因为几何学可以自己推出自己，它根本不需要外部事物，不用测量、计算，只要推理，可以自己推出自己。

几何学建立在事物可以内在展开的基础之上。而且人们可以通过学习几何学，领悟什么叫自由，什么叫自己，什么叫自我展开。

希腊人是最早的自由人性觉醒的民族，他相信人有一个‘自我’，这件事情体现在一种知识类型里面，这个知识类型就是科学。

通过学习科学，他才慢慢地成为一个理想中的人。

所以，当我们说科学时，它首先根源于自由人性的觉醒，如果没有自由人性，就不可能有科学思维。

而现代，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不一定是自由的人。在世界范围内，科学界成了一个名利场，人多、名多、利多，无法一概而论。

很多人做科学，不是因为热爱，而是因为有利可图——工资高、社会地位高、生钱渠道多——一旦发现工资不高，没有升迁渠道就开始跑人。

有些科学家跟奴隶一样努力干活，我发明了一个词叫‘奴隶科学家’，与奴隶科学家对应的是自由科学家。

真正的科学家一点都不care这些，他乐在其中，只要你不干扰他就行。而真正能够做出突破的，往往是这些自由的科学家。”

现代，科技发展还在一路狂飙，我们又处于一轮技术变革的酝酿期，很多人认为，人工智能可能会颠覆现在的基础设施、社会结构，甚至颠覆我们的世界观。

对于人工智能会不会再次改写人类的世界观，会不会出现AI对人类的威胁，吴国盛回答：“对于下一轮技术变革，我基本上还是谨慎乐观的，我的意思是说，人工智能可能会有挑战，但在现有的价值体系内，它应该不会产生很糟糕的后果。

技术发展不是一步到位的，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不会一步到位的。技术在投入使用的过程中，如果明显有人受到伤害，人类社会马上就会制定新的规则，进行修正或禁止。”

技术更新会淘汰一部分人。

比如司机这个职业，过去是一个很高级的职业，还是个技术活。

随着汽车的平民化、家用化，司机就慢慢被边缘化。未来，人工智能汽车出现以后，司机的重要性可能还要大幅度下降。这个过程，持续了几十年时间。

类似的，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是这样，在几十年间，慢慢让部分职业的存在感削弱。

吴国盛补充：“比如，在个人隐私方面，大家慢慢意识到个人数据的重要性，就会通过一些方式，对新技术的开发者们提出质疑。

我听过清华大学法学院的一个教授，提出过对监控探头的质疑。全国人大警惕了，就进行立法。

所以我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程度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机制。

历史证明，如果在旧技术之下，社会机制的运行比较好的话，在应对新技术的时候也不会出大问题。如果在老技术下总是出问题的社会，那么在新技术下，相当于根本没有一套安全防范体系，这时研究新技术就是在玩炸药。

比如上个月的黎巴嫩爆炸事件，两千多吨硝酸铵存放在首都，管理存在严重疏忽，且根本没有一套安全防范的社会机制在，这就是在玩火。

社会机制不健全，就无法预防新技术的危害。越是落后国家或者越是社会机制不完善的国家，使用西方技术的后果越严重。

所以对于下一轮的技术冲击，有防范机制的、有配套的伦理体系和制约机制的社会，会轻松得多。”

最后，吴国盛总结：“问题不是全人类都面临相同的技术威胁，而是在不同的文明中，有没有足够的社会准备。

从这个意义上，面对日新月异的新技术，我们不能光用技术，而是要深入了解技术文明的来龙去脉和思考逻辑。否则就是小孩玩火、小孩玩枪、小孩玩手榴弹，那就完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做科学史、科学哲学，要传播科学的世界观，不是说它们都是好的，而是说，现代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你要认识它，反思它的好和不好。

我们都是科学世界观的传播者和批判者，这并不矛盾。

只有在同一个世界图景中，我们才有相互理解的可能。这也是我们讲科学的一个必要性。

现代社会的基本架构是由科学决定的，它的经济增长模式、财富积累模式、社会运作模式，背后都是以科学为基础结构。所以理解科学，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

我觉得每个人从学习层面，多学一点科学知识，多知道一点技术逻辑，总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