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内卷，线上办公，电动车，近些年新词不断产生，变局也在默默酝酿和发生。很多人会认为这些新概念都是一时的，热搜一过，生活依然如故，殊不知暗潮涌动，在这些表象和热点之下，早已预示着社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趋势。 

新事物的发展和变化不可能是一天完成的，任何事情都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如果你光顾着围观看热闹，无疑又会错过新的趋势。 

很多事情都是经过漫长的积累，然后一飞冲天的，前期发展是线性的，后期发展是指数级的。无论是产业还是技术，都是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发生一次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今天就来结合热词，给大家解读在全球大趋势下，中国必须面对的挑战和机遇。

近两年出现了一大堆新词，什么“内卷”“后浪”“打工人”，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网络上对这类问题的反响越来越大。

其实这都是人们意识和社会层面整体转型的过程，社会正在从无规则自由竞争向“公平”转换。 

以前是洪荒状态，需要开拓者。为了激励他们，条件是无规则、高收益，赚到就是你的。那些年中国缺的是效率，缺的是一日千里。一万年太短，只争朝夕，恨不得在几年内就赶上西方上百年发展的进度。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尽量把资源集中到那些强人手里，让他们肆意发挥。事实上，你甚至不需要“赋予”，自由竞争那么一段时间，最后的稳定状态就是一小部分人拿走了大部分资源。 

这两年能明显看出来，社会开始重新反思，尤其是年轻人们开始反思。反思的声音越来越大，舆论开始大反转。

以前中国有不少知识分子笑话欧洲搞福利养懒人，但这几年慢慢了解了，那些国家并不是天生爱折腾这个，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矛盾太大，只能想办法减少内部冲突，缓解矛盾。欧洲在过去几百年中走在世界的前边，所以提前走到了那个状态。 

那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企业和国家就不得不做出应对。再看看欧美近些年福利社会的推行状况，显然也不是最佳解决方案。那将来怎么办？ 

我现在想到这么几点，可以作为底线来思考。 

首先，各个阶层承担的义务应该是接近或者相同的，避免搭便车。我们知道，全世界的纳税主力都是中产阶层，因为收富人的税非常难。 

但一件事很难，不代表就不去做。如果有些税比较难收，就不去收了，专心收好收的，这其实就是一种不平等，最后变成谁守法就欺负谁。 

其次，降低贫富差距本身不是个道德问题，而是个经济问题。

现在形势已经很明显了，接下来我国肯定是以内需为主。如果贫富差距太大，少数人控制太多财富，剩下的人没钱，自然没法去消费，也就谈不上拉动内需。

而且，由于收入曲线影响，收入越高的人，其实日常开支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可能是越低的，剩下的收入都用来投资，购买资产什么的，反倒是进一步推高了资产的价格。也就是说，他们的钱对内需提振影响非常小。反而是普通人构成了消费主体，消费的也是我国生产的东西。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发展的机会”。

有人认为： 

社会财富归根结底都是人创造的；

一个自由的人创造力才能充分发挥；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很多人不是没才能，而是太穷，束缚了自由，没自由就没法发展，只能一辈子当生产线工人；一个贫穷的社会会束缚所有人的自由，有贫富差距的社会会限制大部分人的自由，也就会限制社会财富，注定是没前途的。

贫穷最大的问题不单单是贫穷本身，而在于贫穷会束缚创造力。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的天赋也就发挥不出来，既没法创造财富改变自己，也没法影响周围人的生活。

正因如此，所以“扶贫”是一件意义深远、怎么夸都不为过的事。“扶贫”能把基层贫困群众从坑里拉出来，释放生产力。

2020年，中国公司腾讯击败其他美国公司，给联合国提供关键信息技术相关服务，乍看是个孤立事件，但长期看可能是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我国信息技术水平进入了世界第一梯队。我们错过了前两次工业革命，终于赶上了信息革命，并站立在了潮头。 

日韩当初也是这样崛起的。先承接欧美外包产业，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专注创新，最后在高端产业直追欧美，切下了属于自己的那块蛋糕。现在有几家中国公司，在这方面也已经做得很好了，甚至超过了欧美同行。 

这次腾讯和联合国合作，也代表了一种趋势，依赖线上办公的新时代也到来了。 

线上办公这事并不稀奇，但这次疫情无疑加剧了这种变革。这次疫情很多人评价它是“黑天鹅”，但著名美国投资人达利欧提了个说法，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他说这种事在人一生中不怎么常见，因为我们活得太短了，但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类似这次疫情导致的社会休克十分常见，每隔一些年就得来一次，只是这里的“一些年”比巴菲特的岁数都长，所以就显得很不常见。

线上技术会重新定义公司，公司不再是格子间写字楼，正如工厂不再是19世纪的血汗生产线一样。使命驱动的自组织管理理论早就有了，相关技术工具这几年也陆续成熟，2021年是个标志性节点，后续很多组织形式会向这个方向靠拢。 

这种组织我们一般叫OKR（目标和关键结果），依赖创意的自由软件联盟、自媒体、黑客组织、广告小组和无国界医生，还有很多NGO（非政府组织），都是这种组织结构，组织内部的人员很可能从来没见过面，但是协作得非常好。 

此外，美国现在也有多个跨国项目，比如谷歌研发的那个著名的智能狗，其中关键的负责平衡的那个项目，就是美国和欧洲科学家在多地分布式办公完成的。而且谷歌在中国北京、上海组建的机器学习实验室，也是通过会议平台和北美总部协同的。 

至于码农们熟知的那个GitLab（极狐），就是一家纯线上远程办公公司，这家公司在全世界60多个国家雇用了一千多名员工，却没有任何办公场地，大家都在家里上班。这也是为什么在这次疫情期间，美股暴跌，而办公软件类公司的股价却持续上涨。 

大家不要怀疑，那种格子间打卡的工作模式，很快就会被纯虚拟的工作空间取代。彻底取代有点难，但占比会飙升，而且比你想象的要快得多。当然了，不只是这类小公司在这么玩，大公司也是这么做的。 

类似国家级路由器、手机app的服务器和购物网站什么的，都是7×24小时运转的。尤其是你手机里那些常见app，我们称为“超级app”，任何一个软件的用户都有上亿个，背后都是跟广场一样的刀片服务器，这些业务都不能停。那么面对这次疫情，它们是怎么做的？ 

这事我正好很了解，因为我就在其中一个大厂里负责两个项目。整个春节期间，业务一秒钟都没断，有个大型团队一直在支撑这事。在这个过程中，有小伙伴在武汉隔离，有的在北京，还有几个在海外，整个业务全程依靠在线沟通和在线会议来安排与推进。因为我们以前就是这么做的，所以现在加大力量继续做线上业务，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说，技术本身从来不只是技术，正如蒸汽机本来是用来给煤矿抽水的，计算机本身是用来算导弹轨道的，但这些技术都改变了人类的整体面貌。远程会议工具的下沉化，也会带来全新的组织形态，更高效、更复杂、更灵活，这也正是腾讯这种龙头企业的职责与优势。 

如果回到2010年，你跟我说联合国用的是腾讯软件，中国经济规模已发展到了这么大，带货博主一天能卖好几亿元，几千万人挤在一起看直播，我可能觉得你疯了！但事实就是如此，世界已经变了。

我从几年前就一直觉得电动车是汽车行业的未来，当时为了表示态度坚决，还买了一些电动车的股票，持了三年，现在都涨了很多。慢慢地，“电动车是未来”这个想法会越来越普及，并形成共识，最终席卷社会。 

可能大家要问了，这里的“未来”到底是多远，五十年还是一百年？没那么远，顶多十年八年。我为什么能这么确定呢？因为中国需要它，世界也需要它。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这么需要电动车呢？ 

首先，我们一直以来有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对海外石油依存度较高，虽然一直说要降低对海外石油的依赖度，但是往往事与愿违。 

原因也不复杂。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力，工厂开工、老百姓开车，都需要大量的油料。

而随着中国汽车保有量位居世界第一——是的，你没看错，中国汽车保有量确实位居世界第一了，对石油的依赖度已经打破“十二五”规划的红线，冲到了70%红线以上。

所以我们必须在替代品上下巨大的功夫，这也是我国大力抓住“可控核聚变”的科技点的原因，并且已经着手在全世界布局稀土金属矿，因为无论是现在电动车的电池，还是将来的核聚变原料，都需要大量的锂和稀土金属（电动车的发动机要用稀土金属，核聚变原料“氚”的合成要用到锂）。我国缺石油，但是不太缺稀土和锂。 

一旦可控核聚变实现，人类慢慢会摆脱石油依赖，但是需要大量氦和稀土，非洲将会取代中东成为地球上最富的地区。现在大家是不是有点明白了布局非洲这事并不简单？

而且非洲还有超大型铁矿，我国也在那里有投资，将来可以摆脱对澳大利亚铁矿的依赖。如果中国实现汽车完全电动化，就可以大幅降低对石油的依赖，因为石油只能从沙特和俄罗斯那么几个国家往中国运。

电力的来源途径就比较广泛了，比如光伏、水电、风电和核电，中国巨大的西部腹地也就有了用武之地。 

现在搞光伏的隆基股份的股价已经涨上天了，给它供应部件的几个厂家的股票也涨上天了；还有企业家筹了33亿元在搞光伏玻璃。大家都看出来了，光伏将来发展会越来越猛。

中国在发展光伏方面有优势，我们有大量的高原地区，甘肃、内蒙古、新疆等地，千里无人烟，正好搞光伏。还有青海格尔木的光能电塔，等等。 

其次，我们必须在传统汽车工业之外找机会。 

上文提到了，我们现在的汽车保有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很多时候是“为别人做嫁衣”，每生产一辆汽车，国外企业就赚一次钱。

道理不复杂，因为燃油车的发动机和变速箱有接近天际的技术堡垒，我们突破困难，各种技术专利也都是别人的。在燃油车领域，我们就像长工似的，累死累活搞生产，最后大头让欧美赚了。 

我们前期走了一些“技术换市场”的弯路，所以现在发展电动车，就有先天优势，毕竟电动车大家都处于相同起点，我们在尝试，国外也在尝试。专利也都处于空白状态，现在那些很贵的部件，大家一样贵，一样要改进，燃油车非常复杂的变速箱直接废弃不用了。 

以及现在大家说的那些问题，什么电池续航、单价太高，本质都是“生产得太少”，只要生产得多、卖得多，市场规模足够大，就会激励更多的人才去解决复杂问题。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前文说过，电动车最大的成本在电池，随着电池的不断改进和发展，电池这些年的价格走势是怎样的呢？十年暴跌了近90%！接下来这十年还会继续跌。

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了，有点像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我们该讨论的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 

它们要转就转去吧，我们也有更好的选择。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工业企业我们都需要。 

工业企业整体大概可以分成三类。 

这类企业优点很明显，它们是不断进化的，在研发产品的过程中，不断培养能打硬仗的工程师和干部，这些人通过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又可以做出更复杂、更高水准的产品。

这些干部就算将来离开公司，也能把经验和技术扩散出去，对整个社会都是有帮助的。这类企业最难搬走，因为它们并不依赖年轻劳动力，它们依赖中国的人才库和上下游产业群。

而且上文说了，生产其实不太盈利，最盈利的是研发和销售。不少人看到这个，很容易把研发、销售与生产对立起来，觉得那两个领域真讨厌。千万别这么想，如果研发和销售在海外，生产在国内——大部分外企都是这样的——那确实是很对立的。一旦研发、销售、生产都在国内，那它们就是个利益共同体了。 

不同类型的企业在不同阶段都有各自的合理性，40多年前我们即使想发展第三类企业，也没办法发展。但在40多年后的今天，如果我们还在以第一类企业为荣，那就是完全没有理解与时俱进的精髓。 

更重要的是，人在第一类企业里是没有任何提升的，那是个高度螺丝化的地方，为了提升效率，把工序一直拆分到每个人就几个动作，掐着秒表让你操作，而你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就谈不上进步和提升，只能是手速越来越快。 

现在国内年轻人的数量本来就不足，你把大家圈起来做这些没有技术含量的事，年轻人自己不大乐意，国家肯定也不是太满意。提升产业质量，不能再以量取胜。问题是产业要升级，往往会导致社会的服务业占比越来越大。 

拜一些人的奇怪宣传所赐，竟然把服务业污名化了，这个就稍微有点反智了，我们今天就把这个逻辑说清楚。研发就是服务业，科研就是服务业，对应的金融支持也是服务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在2013年，我们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

具体数据是：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0%，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3.9%，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6.1%。并且，第三产业的从业者也开始不断攀升。

截至2019年年末，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25.1%，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27.5%，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47.4%。在过去十年里，前两个产业的就业人员都在减少，一直在向第三产业集中，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个趋势还会继续。

其次是，高端制造业会跟服务业融合。 

我们经常说先富带动后富，不能指望先富的那群人发善心，肯定是指望他们有钱消费，他们的消费就是给他们提供服务的人的收入。 

而中产阶层肯定是诞生于服务业的，因为这个行业里附加值大，边际成本低，大家赚的钱多。这事不是说公不公平，而是市场规律就是这样，除非体力工人特别少，像加拿大那种，蓝领的工资才能上去。 

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你是个工人，你做一件产品赚一件产品的钱（现实中一个工人往往是参与某个产品的一个环节，产品不会完全由一个人制作完成），哪怕一件产品只需要一分钟，那你每天的极限产能也就五六百件，那你的收益其实已经有了上限。 

但是对于一个软件开发者来说，一个软件产品可以零成本复制百万次。想赚钱发家，一定要往这种“低边际成本”的行业发展，这种行业才自带爆发性。 

随着这些高收入群体的壮大，他们会吃饭、娱乐，相关行业就会卷入大量的人口，这时候的服务业才是大家平时说的那个，社会也就运转起来了。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我们不要跟别人比低端，也不要比劳动力廉价，劳动力廉价就意味着工资低，必然没什么消费能力，最后的结果就是成天为了别人累死累活，然后自己还对自己的艰苦奋斗表示挺满意，这就是自我感动。 

由此可见，中国的产业升级既是被迫的，也是顺势而为的，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选择。